2022年12月19日，南京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教授、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学科带头人夏燕靖应邀在“上美讲堂”开讲“跨媒介艺术史研究的‘轨迹’——以三星堆考古新发现解读为例”。三星堆解谜是当今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和艺术史学界极富热点的话题。其考古谜题的逐一揭开，是当今考古与史学，艺术与叙事多媒介交互作用的一把把钥匙，将青铜人面背后的信仰世界、三星堆古城的传说故事、黄金面具背后的古蜀文明、《蜀王本纪》所记的古蜀名王事迹、《华阳国志·蜀志》所载的地域文化、历史地理佐证等联系在一起。在此次讲座中，夏燕靖教授从北纬30度的“轴心时代”其物质文化展开，解读了三星堆考古的新发现，并由此引出介绍了跨媒介艺术史研究的“轨迹”。

【引言：由北纬30度的“轴心时代”说开去】

德国思想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首次将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同时出现在北纬30度左右地区的人类文化与文明突破现象，称为“轴心时代”（沿地球北纬30°线前行，有许多奇妙的自然景观，存在着许多令人难解的神秘、怪异现象，以及许多地球文明信息）。[1]希腊文明黄金时代的群星璀璨和中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而三星堆文化遗址带便位于北纬30度这条纬线之上。

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曾提出考古学文化的三个依据条件：一是一种文化必须有一群的特征，二是同一类型的遗址最好发现不止一处，三是必须对于这一文化内容有相当充分的知识。三星堆遗址作为具备城墙、大型建筑、一般建筑、生活、生产遗迹、墓葬和祭祀坑等，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主要分为四期，一期属于新石器晚期，二到四期属于青铜文化时期，其时间长达2000余年，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玉器、铜器、金器，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征，自成一个文化体系，由此被考古与历史学界命名为“三星堆文化”。[2]

青铜戴冠纵目面具（图片来源：新华社）

青铜纵目面具、青铜立人像、青铜人头像

（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

【三星堆的考古特点与新发现遗迹解读】

夏燕靖教授指出，针对艺术考古与考古的区别需要进一步明晰，这也是艺术与非艺术研究的区别：“考古”是注重解决出土文物的定性问题，通过研究确定其在历史时空中的定位；“艺术考古”则更强调发掘隐藏在文物遗存背后的历史与文化，使之为当下艺术史研究提供更多的文化与艺术资源。考古是科学、是定性科学、是对物的把握；艺术考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定性科学，可以发掘出更多的联系性。

三星堆的发掘始于1986年，当时发掘了1、2号祭祀坑，出土了玉器、青铜人头像、金面罩、铜树、青铜大立人等一系列的文物；近年来，随着条件的成熟，新发掘的3-8号祭祀坑已赫然眼前，其成果也屡屡登上热搜。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考古新发现进一步展示了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的丰富内涵，对研究早期国家的进程及信仰意识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青铜兽首冠人像（图片来源：光明日报）

青铜神树（图片来源：新华社）

从三星堆金饰文物刻上画的“太阳”和“鸟”的图案，与华夏文明对太阳的传说不谋而合，不难看出，中国是一个初始文明的聚集地，在没有外来文明的刺激下形成了自己独一无二的本土文明；中华文明具有多样性的起源，在早期阶段存在多个重要的中心，所以说三星堆的发掘对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三星堆遗址既是一种宝藏，也是一种资源。它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需要我们不断去研究和开发利用。

青铜神坛（图片来源：新华社）

三星堆青铜树底座（图片来源：新华社）

【“跨媒介性”认知，有助于突破史学研究的路径依赖】

根据西方学者埃尔基·胡塔莫（Erkki Huhtamo）和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编写的《媒介考古学》一书，可以提炼出“跨媒介性”的相关认知。[3]

一是随着“跨媒介性”介入艺术史学研究而形成的“适应性预期”认知。今天的很多“跨媒介艺术”，就是通过技术上的融合贯穿，形成对技术、产业，包括市场、内容风格、市众接受等等角度的重构。“跨媒介性”介入考古学时的研究方法也多种多样，例如独立的文物对象组建了一个多维的历史空间叙事，互联网+、数字电视、交互式媒体、虚拟世界、移动通讯和视频游戏等等现象的松散集合地出现等。

二是研究范式发生变化，导致研究领域拓展可能性增加。例如借助“跨媒介性”的手段可以演进出更多的范式形态，可以是视频、短视频、纪录片或者富有戏剧性的历史情境再现。构成跨媒介与跨文本研究在构建知识体系过程中，有自我消化、自我筛选的知识重组的功能，这使得在对待新的研究范式形态，尤其是带有可选择、跨越性质的“跨媒介”研究范式，自然会阐发出不同的学术认知。

三是突破研究“路径依赖”，在“跨媒介性”的研究中应是合理的主张。这是借用美国经济历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North，1920-2015）提出的“行为者的主观主义模型”来解释相关史学问题的尝试。[4]如此对照，一个史学者得出一个或多个结论指向时，便是在不同知识环境中形成的不同主观抉择。这种差异性，恰恰是能够促使研究产生多元共创的理论，且保持学术机制长期生命力的原因，这更有助于突破自己熟悉研究领域的“路径依赖”。

（图片来源：新华社）

三星堆青铜人像（图片来源：新华社）

【“跨媒介”重构三星堆文物考古的物质文化属性，引发艺术史研究的新思考】

2021年3月20日的三星堆发掘现场新闻发布会上，考古专家重点介绍了在3号祭祀坑中出土的两口尊，从中可以看到三星堆的古蜀文明与殷商文明的联系，使得艺术考古学者对尊与人的关系，特别是与古蜀地区文化产生了新思考。夏燕靖教授指出，通过这种跨媒介研究思考可以复现艺术史研究的多样视域和可行性，包括借助文物、考古报告、图片和图像档案，运用媒介还原为可塑、可感的新的媒介物。

2021年4月12日，圆口方尊在三星堆遗址3号坑成功提取，这也是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完整首件圆口方尊。图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同款方尊。（图片来源：北青网）

饕餮纹（图片来源；北青网）

三星堆的器物中发现了蚕丝的蛋白质，这基本可以证实三千多年前蜀地开始使用丝绸。典型文物是8号坑出土的一件青铜残片上附着的丝绸实物残留，其经纬组织非常明显，表层有类似于涂层的附着物，尺寸为1.8×0.8厘米，是目前三星堆发现得最明显，也是最大面积的丝绸残留物。三星堆的丝绸残留物发掘，意味着与青铜器、丝织物、蜀锦形成的诸多关系。[5]针对艺术史的跨界贯通，挖掘具有跨媒介属性的艺术考古实证，可以透视出史述叙事的独特之处。艺术考古同样借助“跨媒介性”研究的多种方法，形成有效尝试。诸如，丝织物的出土挖掘，考古学家通过技术手段检测它周边的土壤，推测其年代；而艺术考古学家则从丝织物的出土，推断其文化层与历史特殊时段，并结合人文、历史，包括陪葬位置，从而做出全面的史学评估。

（图片来源：新华社）

【“文化技艺”介入“技艺时代”：艺术史的“跨媒介性”研究】

媒介里“文化技艺”概念被引入到“艺术-技艺”考古之中，即借助考古学、纺织学、科学手段等跨媒介来还原所谓三星堆艺术作品总体的概貌，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观察方式。

纺织考古学构成艺术史特有的“跨媒介性”实证资源。在三星堆遗址4号坑发掘的过程中采用了FARO地面三维激光扫描仪，它可以帮助技术人员明晰、还原比头发丝还细的局部，实景再现每一件文物的残片、历史样貌，取得了重要实证。其实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纺织考古就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1972年湖南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成为了纺织考古的转折点，通过跨媒介和多学科的合作，专家们利用红外光谱、X光射线、DNA分析、碳四十测年等全面、翔实、准确地记录和提取相关信息，让出土的纺织品能够更加科学、严谨，并制定了相关保护计划。这些手段在湖北荆州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江西德安周氏墓、河南省三门峡虢国墓等处的发掘过程中被广泛利用，可见艺术考古为艺术史研究的重要参证，也是研究的重要命题，大有文章可作。

青铜跪坐人像（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

媒介考古学取证方法，凸显以媒介的物质性作为艺术史书写的出发点。科学技术在艺术考古中的应用也是“跨媒介”研究方法的应用手段，在三星堆遗址科技考古装备的研发过程中，已经形成了30多项专利申报，包括约10个发明专利和20多个实用新型专利。事实上，关涉媒介考古学取证的话题，在近年来艺术考古和艺术史研究领域已引起广泛关注，构成丰富的学术资源多样性的特质。比如，有学者提出，该项研究包括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本雅明的拱廊街计划、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还有诸如新历史主义和新电影史等方面的研究。综合，从而为跨媒介艺术考古和艺术史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与路径支撑。当“跨媒介性”问题的探讨如今逐渐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时，艺术考古与媒介考古学的融入，这些都是对跨媒介艺术史研究“轨迹”铺垫形成重要的支撑。

（图源：光明网）

不仅数字文创为三星堆文明的传播提供了有效途径，传统文创产品的作用亦不可忽视。夏燕靖教授指出，文化遗产衍生的文创产品，需要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元素，创作出新的文化内容。三星堆文创的“脑洞”越来越大，用新鲜有趣的创意和年轻活泼的形式，拉近与公众尤其是年轻人的距离。三星堆博物馆已设计开发三星堆元素文创产品400余种，类型覆盖青铜器复制品、服装首饰、书籍文具、办公用品、生活用品等，此外还有联动的游戏产品，VR技术加持的文物对话等手段，让观者在娱乐中了解到三星堆这个神秘东方文明遗迹的历史脉络。

三星堆博物馆“祈福神官”系列盲盒（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结语：重新建构史学“传主身份”实现传主身份的艺术再现】

“跨媒介性”艺术史研究必然突破传统艺术史学观念的依赖路径，具有拓展阐释空间。尤其是艺术史研究的推广，更是涉及多手段叙事，诸如，与广播影视、数码网络，甚至以赛博符号、文化地理综合构成，并以符号学为理论工具，以“游戏”为设计对象，以探索游戏中诸多历史情境与情节叙事为主题的艺术史阅读的延伸产品。这是重新建构史学“传主身份”，实现传主身份的艺术再现。[6]夏燕靖教授总结道，“跨媒介性”领域的史学话语非常多样，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丰富对史学的认知。

参考文献：

[1] [德]卡尔·雅斯贝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

[2]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总34期]

[3][美]埃尔基·胡塔莫、[芬兰]尤西·帕里卡编：《媒介考古学》，唐海江 主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

[4][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周旸《考古札记：三星堆遗址，于“无形”处寻丝绸》

[6][法]马克·布洛赫：《为历史辩护》， 张和声、程郁 译，北京：中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