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17日，奥克兰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院长建筑系主任、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特聘教授，Manfredo Manfredini教授应邀在“上美讲堂”开讲以“Transductive Utopias”为题的讲座。在此次讲座中，Manfredini教授批判性地讨论了近期城市空间的颠覆性变化，并思考重塑城市的基础。通过关注公共空间的转型，他讨论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关系变化的深远影响，以及构思、感知日益加速的城市生活物理改变和社会认知维度变化，分析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引入了缓和这种转变的三种社会空间大趋势——媒介化、跨地域化和数字化。最后提出通过使用思辨架构范式和设计方法，呈现批判性参与下的创造性工作。

【当代城市公共空间的结构转型】

当代城市化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度和根本性的社会与空间变革。新兴的城市空间对公民的地域性、社会关系、文化生产和环境影响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同质化、排斥和代表性等问题。Manfredini教授引入David Harvey的“空间被时间湮灭”的概念，阐述了传统秩序被跨国资本和信息流主导的生产模式所破坏的过程。他认为，新技术创造了一个新颖的、高性能的“流动空间”（Castells），它倾向于通过越来越抽象的过程，如区块链金融和人工智能，消除整个生产和消费范围内的地理距离和邻近性要求。教授还提到了另一个破坏性的过程：“空间对时间的湮灭”。它考虑了空间决定性消除的影响，并产生了一种“恒常当下”的条件，使得任何的特殊性都被串联的算法装置所抑制。

Manfredini教授讨论了当前公共空间转型对城市公地容量和代理的影响。城市是城市公地的首要核心。五花八门的城市公地不是抽象的实体，而是公共共享的资源，包括公共广场、公园、公共图书馆以及社区中心等，构成城市的基础设施。然而，它们不是永久性的机构。它们需要由其利益攸关者共同激活和执行。当代社会关系的空间和时间破坏挑战了它们的发展，威胁着他们的生存，并颠覆了他们在保障城市显赫的社会地位和与之相关的城市权利方面的作用。

公地危机得到了由外来参与者领导的私有化进程的补充，这些进程冲击了市场经济逻辑，并将其代理转向合作、民主治理、包容性、可持续性和公平获得服务。企业股东取代当地社区，成为主要的利益攸关者，城市公地对物质、非物质和无形资源的保管、照顾、责任和利益分享的行使权利被集中管理所排斥、所控制以及被监视。人们与其他不同实体之间的对话，甚至协作都被市场营销主导的参与所取代，记忆力协作也被取代。共享金融化是通过实施抽象社会关系、文化和环境的行为矫正技术、实践、政策和框架来实现的，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共性并最大限度地提高采掘主义（Sassen）.

此外，Manfredini教授还谈到了城市中渐进的碎片化和城市圈地的形成过程，这是对领土圈地和日常公共实践金融化的回应。他指出对这些公地的剥夺、流离失所和剥削会对城市产生破坏性的负面威慑和分裂。他将城市领域比作一个拼凑的岛屿：密集的群岛，由封闭、厚重的地块插入，猛烈地刺穿城市的主体。他还讨论了新公地是如何嵌入具有主要公共利益的大型封闭城市元素中的，例如整合了购物中心、娱乐中心和办公园区的大型街区。这些混合非公用元素具有通过抽象动态重新同步的独特能力。这种重新同步是通过建立不受社会责任约束的私人财产权利所赋予的不受约束的准则和规则来实现的。他指出，这种关注可能导致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如半随机的、跨标量的或不稳定的、反政治的地理条件将这些岛屿连接起来，跨越城市、国家、大陆和领土，导致城市内爆式爆炸。

【作为希望空间的乌托邦：新技术与扩展的城市公共空间】

Manfredini教授介绍了“城市行星化”的概念，强调它如何能够捕捉和理解当代城市现象的根本不稳定性。“城市”作为一个概念范畴的解体，它确定了一个离散而独特的领土实体，该实体基于公理化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假设，已被广泛阐述和描述为我们“流动时代”的特征。每个地区都将是多功能、多价、跨功能的。“城市行星化”的概念十分重要，它能够形成一种“城市的新认识论”（Brenner）,能够充分应对资本、生产过程以及最重要的劳动力的猖獗的跨国离域化和跨时间动员。教授详细阐述了这一概念所提供的重新定义城市的能力，解释了它如何包含三个并行的过程：集中型城市化、延展型城市化、差异的城市化。

Manfredini教授指出，当代通信技术大趋势加剧了城市行星化：现实-虚拟连续体（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和虚拟现实）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中的渗透，它稳定地结合了现实、增强现实、混合和虚拟领域。这种渗透深刻地重新定义了我们的关系模式，为我们提供了进入任何外部的空间、文化和社会维度的机会和协作能力。然而，这种普遍存在具有矛盾的影响。一方面，它增强了拥有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平台和服务的人霸权公共领域、控制和支配公众的能力。另一方面，它为反霸权机构、自主生产网络和无限共性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会。

【过渡空间的构建】

Manfredini介绍了他关于技术变革对公地的影响所产生的三个宏观现象：一是网络化的跨本地现象，它会关注于城市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能够越来越好地对一些移动的和流离失所的城市当中的生活元素，通过一些对于元素的重新组合，让它们重新焕发活力；二是多联系化的方式，即对资源的多点化和分布式运用，因为每个地方的基础设施都不同，所以说对于多点联系式的分布化运用能够最大程度为每个参与者赋能；三是反霸权化的跨文化主义，通过加入不同元素、不同中介的一些不同操作，能使不同的元素和不同元素所处的环境更好地融合，保证不同的社会成员、不同的文化能够平等地参与到社会交流和社会对话当中。他指出，对这些现象的关注阐明了对实际流动性和数字增强模式的理解，这些模式批判性地改变了当今城市社区的空间生产模式。多元的文化冲突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人和自我，以进一步发展文化的多样性。

Manfredini教授总结说，对新兴公共空间的分析框架既是他开展设计的基础，也是让设计师和规划师能应对不断变化的角色、使命和实践的法宝，他希望用数字化增强的方式，更好地帮助设计师和规划师跨本地化、跨文化以及跨设备地进行交流。

【商业公共空间中的空间模拟：中国都市家庭生活的星巴克化】

 博士生Jing Jiang介绍了她的研究“商业公共空间中的空间模拟：中国都市家庭生活的星巴克化”。该研究旨在阐明当代中国城市转型中一个被忽视的领域——公共空间与家庭空间之间的关系——以帮助理解这种转型如何在中国城市中产生了日益增长的游牧式生活方式。该研究探讨了城市更新中的空间重构对当代中国城市的影响，关注公共空间转变为炫耀性消费的模拟机制所导致的对公共空间的破坏。其中，以家庭生活为主题的模拟空间被着重讨论以揭示它们对被破坏的城市空间的补偿能力，以及提供国际化生活方式的幻觉的能力。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全国范围内的城市公共空间在城镇化进程中经历了深刻的重构。许多地方历史和习俗文化的重要元素被破坏，同时形成了具有市场友好特征的城市景观。这些新兴的城市景观取代了过去，并且通过广泛部署主题空间来保证其优势地位。该研究认为，这些主题空间通过空间模拟，一方面加强了当下的人们与随着旧社会主义景观的被取代而被抹杀的地方化城市生活的联系，补偿了城市重构所导致的流离失所；另一方面，这些模拟机制通过在消费主义中投射教育、政治和生活方式等信息，为新城市景观的成功取代提供了幻觉效力。

近7000家中国星巴克所经营的“家之外的家”是本研究的代表案例。该研究认为，星巴克通过空间布局（开放厨房和口袋式桌椅），在物质环境里模拟了家庭生活的主导权和隐私，从而重构了家庭领域的控制力；通过交互实践（情感劳动和个性化调制），在社会关系上模拟了家庭生活的亲密与个性化，从而重构了家庭领域的认同感；通过特征表达(标志性的家具和陈列)，在符号叙事上模拟了家庭生活所带来的心理和物理上的抚慰，从而重构了家庭领域的归属感。该研究指出，通过创造模拟的物质环境、模拟的交互实践，和模拟的符号叙事，星巴克咖啡馆产生了一个具有内在矛盾的具有补偿和幻觉功能的，星巴克之“家”。这一内在矛盾可以从人们在星巴克的不同实践行为中得到揭示。一方面，在星巴克进行社交或消费的“顺从的”公共实践行为体现了人们对星巴克之“家”的肯定，揭示出一种强大的控制和支配倾向；但另一方面，在星巴克做作业，办公，课业辅导等 “非顺从的”个人实践行为揭示了这些“家之外的家”在世界范围内创造前所未有的家庭共鸣的潜力。通过对“家”的空间概念、实践和行为的结构化评估，该研究揭示了这种共鸣是如何从星巴克“家”的内在矛盾中产生，从而预示着“异化空间”向“希望空间”转变的可能。

【希望空间与计算资本主义：淘宝村及其空间矛盾】

 博士生Sun Ruyang介绍了他的研究“希望空间与计算资本主义：淘宝村及其空间矛盾”。尽管目前中国的乡村和城市在制度、景观、风貌等方面还有非常大的对比，但实际的运转逻辑已经趋于一致，都围绕旨在市场交换的商品生产的逻辑展开。“淘宝村”是行政村和淘宝网的一种商业合作行为的一种表征。当一个行政村在淘宝网上活跃的网店数量达到村内户数10%以上时，或村内总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时，该村可以向淘宝网提出申请获得“淘宝村”的称号。一旦被批准，村子的商户可以获得商业上的支持，例如宣传和物流。他以政治经济学、符号学理论、文化唯物主义三个方面为理论背景，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和“星球城市化”为主要理论框架，对淘宝村进行了思考。

总的来说，十多年来淘宝村的爆发式增长主要归功于四个力量：政府对乡村的投资、互联网企业的扩张、国内外的城市消费品市场的需求和乡村本土创业者的经营。在空间的生产方式上，乡村不再是作为城市的一个次要的支持性部件或器官。相反，乡村中，同样的新自由主义城市性在本地嵌入，物理的乡村表象反而成了一种对城市性的掩盖。乡村的“抽象化”就是这样一种历史过程，它们不再自我持续而是与外部建立联系，不再属于自我，而是被日益发展的技术与社会所支配。它们以各种方式滋养抽象系统，为它提供资源、劳动、符号、意义。这是旧的单一内部结构面对新的单一外部结构的全面崩溃。基础性抽象化消灭了地方特殊性和封闭的共同意义发生的土壤。数字化时代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把基于地理和实物生产的抽象系统虚拟化并形成新的支配性霸权，这被称为“衍生性抽象”。

Sun Ruyang指出，抽象化及其数字增强也给孕育了反对性的力量。一方面，水平的跨地域关系网络，被分散的数字增强的乡村所聚合、截留和暂停，产生一种地理上的垂直刺穿。这种异质性并置的空间性随着乡村被激活，而分散和投射到城市的地理外围。基于“差异的邻近性”的地方政治是第一个反霸权的可能基础。另一方面，数字化乡村部署的各种基础设施引诱着数字化围合的快速复数化，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被肢解，作为一个个节点被卷入各种衍生性抽象机器。其连接性沟通了日常生活中被异化的感觉结构，创造了各种专门化的跨地域数字地方和社区。基于“差异的连接性”的地方政治是第二个反霸权的可能基础。

在互动环节，现场同学提出了问题。

同学A：请问如何将跨文化知识应用到实际的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过程之中，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参展层面？

学术支持及校对：郁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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