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的纪念性和纪念性雕塑】

雕塑艺术的纪念性和纪念性雕塑是一个复杂而引人入胜的主题。孙振华教授介绍说，所有的雕塑，都拥有纪念性这一基本特性。这是因为雕塑艺术通过创造占据空间、具有物质体积的艺术形象，能够凝固时间、保存记忆。纪念性雕塑是雕塑的门类之一，专指为实现纪念目的，用雕塑艺术的形式纪念特定人物、事件的雕塑。纪念性雕塑在西方特别突出，无论是埃及金字塔、古罗马的图拉真记功柱，还是古希腊的罗德岛太阳神青铜像，这些具有纪念性的构筑物都是为了纪念特定的人、事件或时代。它们通过物质的形式，超越了时间的流逝，实现了对过去的保存和记忆。

古罗马图拉真记功柱

古希腊 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 公元前2世纪

米隆 《掷铁饼者》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塑造纪念性雕塑的意识可能不如西方那么强烈，但也存在许多具有纪念性意义的雕塑作品。例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咸阳建造的12金人和“老翁仲”等，都是中国古代纪念性雕塑的代表。然而，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纪念性雕塑并没有像西方那样被广泛地放置在公共空间中，相反，它们更多地被安置在陵墓或其它私人场所，例如王建和杨粲的墓道雕像。王建是五代时期前蜀主，他的雕像被放在墓中，而不是公共空间；杨粲则是一个土司，治理地区有方，被认为是一个好的统治者。这两个雕像是保留下来的比较少的古代有地位人物的形象。这可能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有关，在中国，人们更倾向于通过文字记录历史，而不是通过视觉艺术形式。此外，中国人对于死亡和后世的观念也影响了纪念性雕塑的分布和形式。

唐乾陵 武臣立像

五代前蜀主 王建 成都永陵

孙振华教授介绍说，中国自己的纪念方式是通过融入到器物、动物、建筑等方面来表达纪念性。例如，后母戊鼎是一个礼器，是商王为纪念母亲而制作的鼎，后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马踏匈奴》是西汉时期霍去病墓前的雕塑，用一匹马踏一个人来象征霍去病的功绩；高颐墓阙是四川汉阙之一，用动物雕刻和石兽来象征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中的六匹战马，每匹马都有自己的故事；晋祠圣母殿是为了纪念唐叔虞的母亲而建的建筑，里面有圣母和宫女的塑像；棠樾牌坊群是安徽歙县的一个牌坊群，每个牌坊都有一个故事，纪念着这个村子里的人物。这些例子展示了中国式的纪念方式，强调了中国纪念性雕塑的特点和价值。

司母戊鼎

《马踏匈奴》

晋祠圣母殿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纪念性雕塑都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记录了历史，也反映了人类对于生命、死亡和永恒的思考。通过对纪念性雕塑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历史观念和社会价值观。

【1919--1942：纪念性雕塑在中国的引进】

辛亥革命后，纪念性雕塑被引入中国，孙振华教授对当时的代表作品进行了介绍。欧战胜利纪念碑是上海外滩的一座早期纪念碑，由外国人在租界建立，以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人。然而，该纪念碑在1941年被破坏，后来虽有复制品，但未被付诸行动。詹天佑铜像则是在京张铁路青龙桥段的铁路修建完成后建立的，以纪念詹天佑的功绩。这个铜像经历了多次历史事件，包括文革时期的破坏和保护。这两个纪念性雕塑都有很强的纪念性和历史价值，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时代背景。

上海外滩一战胜利纪念碑 1924落成

詹天佑铜像 北京延庆青龙桥车站 1922年

在30年代的中国，人们突然对纪念性雕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孙振华教授分析说，这种兴趣源于对历史的反思和对英雄人物的纪念。当时人们开始关注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和革命先烈。他们不仅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因此，人们希望通过纪念性雕塑的方式，将他们的形象和事迹永久地保留下来，以激励后人。其次，纪念性雕塑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通过纪念性雕塑，人们可以感受到历史人物的伟大精神和人格魅力，从而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纪念性雕塑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最后，纪念性雕塑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通过纪念性雕塑，人们可以认识到历史人物的贡献和牺牲，从而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凝聚力。同时，纪念性雕塑也是社会教育的重要形式，对于培养人们的道德情操和爱国情感具有重要作用。

李金发 《伍廷方像》 1934年 广州越秀山

（1958年被熔，后水泥重塑）

江小鹣 《黄兴像》 1933年 武汉龟山

 南京中山陵孙中山像 1930年

孙振华教授指出，纪念性雕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文化和社会意义。它不仅是对历史人物的纪念，也是对中国现代史的记录和反思。因此，我们应该珍视这些文化遗产，将其传承给后代，以激励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1942--1979：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纪念碑雕塑】

从延安时期开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纪念性雕塑成为书写革命斗争历史，保留红色记忆的重要方式。在1942年，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后，中国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纪念性雕塑方式，即以革命题材为主要表现内容，紧密联系政治、社会需求和革命事业的需求。这种方式的出现，与当时的艰苦条件和人们对于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密切相关。

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雕塑家和艺术家投身于革命题材的创作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白求恩。白求恩是一位加拿大共产党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展现出了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他在中国期间积极参与了各种抗战活动，甚至在前线为战士动手术时因感染而去世，他的事迹被广泛传颂和赞誉。为了纪念白求恩和其他抗日烈士，晋察冀边区制作了白求恩墓园和抗日烈士纪念园，其中包括白求恩的雕像以及其他抗战英雄的纪念碑。这些雕像和纪念碑采用了朴素的语言和表现手法，突出了英雄们的形象和事迹，让人们深刻感受到了革命先烈们的伟大和崇高。

白求恩墓园

晋察冀边区抗战烈士纪念塔 河北唐县

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浮雕像和画像，其中最著名的是毛泽东的浮雕像。这是由著名雕塑家王朝闻在延安礼堂创作的，被认为是最早以雕塑形式呈现的毛泽东形象。这些浮雕像和画像虽然不大，但却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和标志性的作品，展现出了人们对伟大领袖的崇敬和爱戴。总之，这一时期的纪念性雕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历史意义，不仅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和英雄形象，也体现了人们对于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热爱。这些作品不仅具有艺术价值，更是中华民族抗战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浮雕像

孙振华教授认为，战乱时期更适合版画、漫画等短平快的文艺形式创作，而1949年后，我们由革命年代进入到相对安定的建设年代，这也为“重工业”的纪念性雕塑的创作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新生政权往往需要纪念性雕塑来肯定其合法性，雕塑在此时还能起到凝聚、振奋人心的作用，这是政治与社会的现实需要，纪念性雕塑其背后所肩负的责任不言而喻。

穆希娜 《工人和集体农庄社员》

此时创作纪念性雕塑，给中国带来了举国体制进行集体创作。举国体制指全国范围内调动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如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的雕塑都是如此。这种体制保证了大型纪念性雕塑的完成，同时雕塑家也将其视为一项重要任务，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人民英雄纪念碑

曾竹韶 《虎门销烟》

此时创作纪念性雕塑，给中国带来了新的空间美学。一是政治挂帅，纪念碑雕塑要体现政治要求，通过典型化的手法塑造出能够代表某个类型或题材的人物和事件，以传达出最能代表该类人或事物的典型场面和人物。二是英雄主义，纪念碑雕塑中的英雄主义是必不可少的，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要积极向上，充满正气。三是古典气质，纪念碑雕塑在美学上要具有古典气质，即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50年代诞生了一批著名的纪念性雕塑，例如《志愿军像》《苏军纪念碑》等。而到了60年代，出现了大量的毛泽东像和工农兵雕塑，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象征。这些纪念碑雕塑在艺术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程曼叔、叶庆文、许叔阳 《志愿军像》 1954年 杭州六公园

卢鸿基 《苏军纪念碑》 1954年 大连斯大林广场

鲁迅美院 《抗洪胜利纪念碑》 1958年

【1979年以来：纪念性雕塑的延续和拓展】

自1979年以来，中国纪念性雕塑经历了重要的拓展和嬗变。这一时期的纪念性雕塑在形式、观念和内容上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反映了艺术家们对历史、英雄和现实的重新审视和表达。孙振华教授对这一时期纪念性雕塑的三个变化进行了介绍。

首先，现代形式的引入是这一时期纪念性雕塑的一个重要变化。与传统的具象、写实方式不同，许多雕塑家开始尝试抽象、现代的表现手法，如上海雕塑家余积勇的《五卅纪念碑》。这种现代形式的运用使得纪念性雕塑更具张力和视觉冲击力，同时也与当时的现代性变革相呼应。

余积勇 《五卅纪念碑》 1990年

其次，平视和日常视角成为纪念性雕塑的一种新观念。过去，英雄和领袖往往被仰视、雄壮地展现，而现在，艺术家们开始用平视、日常的方式看待他们，使观众能够更加亲近地感受到英雄和历史事件的真实情感。这种观念的转变与现代性的标志之一“去媚”相联系，即摒弃过去的宏大叙事，追求多元、真实的表达方式。

此外，传统和民间元素也成为纪念性雕塑的新变化。一些雕塑家从中国古代的纪念碑艺术中汲取灵感，如贺中令的《九一八残历》；另一些则将民间传说和故事融入作品，如潘鹤的《无名氏》和叶毓山的《忠魂曲》。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纪念性雕塑的形式和内容，还使其更加贴近民众的生活和情感。

贺中令 《九一八残历》 1991年

潘鹤 《无名氏》 1996年 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在这一时期的纪念性雕塑中，可以看到艺术家们在形式创造、语言表达和个人化创作方面的努力。例如，钱绍武的《李大钊》以其独特的形式感展现了个人化的创作风格；叶毓山的《毛泽东》则通过将毛泽东的形象拉长、翘腿等手法，使其更加亲切、生活化。这些作品突破了传统的英雄主义表达方式，为纪念性雕塑注入了新的活力。

钱绍武 《李大钊》 1991年

叶毓山等 《毛泽东》 1977年

钞子伟 《支前》 2005年

总之，自1979年以来，中国纪念性雕塑在形式、观念和内容上都发生了重要的拓展和嬗变。这些变化不仅丰富了纪念性雕塑的艺术表现力，还反映了艺术家们对历史、英雄和现实的重新审视和表达。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们如何想象历史、如何讲述历史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而纪念性雕塑的意义也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回顾、表现历史的多样性和可能性。

学术支持及校对：张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