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篆刻艺术

2024-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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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13日,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文史馆馆员韩天雍应邀在“上美讲堂”做了题为“日本篆刻艺术”的讲座。在此次讲座中,韩天雍教授从汉代印章的传入开始,介绍了日本的律令制规定的官印、律令外的公私印等各种篆刻艺术,并解读了梅舒适和小林斗盦两位篆刻艺术家的生平。


【上古时代汉印的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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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天雍教授介绍说,日本印章的起源至今尚无确切的定论,但目前已知最早的印章是“汉委奴国王”印,这枚印章的发现为研究日本印章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1784年,在日本福冈县博多湾志贺岛,一位农民在一块巨石下发现了这枚金质蛇钮、白文方印。这枚印章的发现与《后汉书》中记载的后汉光武帝赐予倭奴国的印绶相吻合,被认为是光武帝赐给倭奴国的印绶。关于这枚印章的读法和所在地,自发现以来就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三宅米吉在《汉委奴国王印考》中提出,印章应读作“汉委(倭,读wo)奴(na)国”,并认为“奴”即《日本书纪》中的傩(nuo),也就是后来的那珂。这一观点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印章的金质材料、蛇钮设计以及整体的制作工艺都符合汉代王侯印章的制度,蛇钮也体现了汉王朝对边陲地区少数民族封爵时的特殊钮式,具有“蛮夷印”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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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委奴国王”印

福冈县粕屋郡志贺岛村出土

印面方2.35cm 高2.25cm


继“汉委奴国王”印之后,三国时期魏明帝在景初三年(239年)赐予倭之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亲魏倭王”的称号,并赐给她金印紫绶,以及使者银印青绶和其他珍贵物品。这一事件进一步增强了邪马台国的势力和权威,同时也促进了新技术的开发和新文化的发展。尽管“亲魏倭王”金印至今未被发现,但《宣和集古印史》中记录了其印拓,并被收录于日本的《好古日录》中。这些金印不仅是日本历史上的重要文物,也被视为国宝,对日本的文化和权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律令制规定的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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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天雍教授介绍了律令制规定的官印。日本在646年的大化二年通过孝德天皇的革新诏令,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设立了太政大臣及左右两大臣,并在中央下设八省,地方上划分为六十余国、六百余郡,实行了国司、郡长、里长等行政制度,强化了天皇的最高权威。到了692年,已有官印的使用记录,而到了701年,随着大量遣唐使在唐朝学习,日本开始正式使用官印,这些官印制度受到了中国隋唐时期印章制度的影响。律令制规定的官印分为内印、外印、诸司印和诸国印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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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印是天皇专用的印章,也称为“御证印”,尺寸约为9.5厘米见方。这种印章用于天皇的诏书、对高级官员的命令以及向诸国下达的重要公文。内印的设计和使用具有严格的规范,体现了天皇的权威和尊严。在历史上,内印也被用于重要的宗教和文化活动,如捐赠给寺庙的宝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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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御玺

天平感宝元年(749年)


外印是政府机关使用的印章,尺寸约为8.3厘米见方。这种印章用于六位以下官员的公文和太政官的文案。外印是政府行政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工具,用于确保政令的正式性和权威性。外印的使用也反映了日本古代行政体系的层级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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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政官印

延久二年(1070年)


诸司印是中央政府各部门使用的印章,尺寸约为7.3厘米见方。这些印章用于各部门的官方文件和与其它官署的文书往来。诸司印的存在表明了各部门在政府体系中的职能和地位,同时也是处理政务、维护部门间沟通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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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部之印

天平十七年(745年)


诸国印是地方诸国向中央政府申报公文、调物等场合使用的印章,尺寸约为6、7厘米见方。这些印章是地方行政单位身份和权力的象征,用于确保地方与中央之间文书往来的正式性和有效性。诸国印的使用也体现了日本古代地方行政体系的运作和地方自治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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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前国印


【律令外的公印】


韩天雍教授接着介绍了律令外的公印。大宝元年(701 年),日本印章趋向制度化,随着律令制国家制度的完善,公文书上才开始大量地使用公印。在公式令规定之外的公印,规格基于官印的标准。如郡印、仓印、乡印、军团印、僧纲印、寺院印等。另外,官司印逐渐具有权威的规格,即使是在神社、寺院中也开始效仿官司制印,尤其是敕愿寺等,敕宣也付给寺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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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印是日本古代地方行政单位使用的印章,用于郡级别的官方文件和事务。平安时代的郡印遗存有儿汤郡印、御笠郡印、牟娄郡印等,这些印章大小不一,形姿豪放,印文雄劲,体现了地方行政单位的权威和特色。郡印的铸造和使用反映了当时地方政府的组织结构和行政管理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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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汤郡印


仓印是用于管理国家仓库的印章,国仓是设在国衙中的正式仓库,仓印用于仓廪管理相关的官方文件。现存的仓印有隐岐仓印、骏河仓印、但马仓印等,这些印章通常是铸铜材质,孤钮无孔,印面方形,阳文两行,每行两字,书体富有雅趣,与诸国印相似,显示了当时仓储管理的规范性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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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岐仓印


军团印是按照律令制度在各国设置的军团所用的印章,用于征兵和管理边境部队。虽然关于军团的具体规定没有明确记载,但从发现的远贺团印、御笠团印等实物来看,军团印在地方军事组织中起到了标识和认证的作用。这些印章的存在反映了当时军事组织的规模和地方防御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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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贺团印


僧纲印、神社印、寺印等印章是宗教机构使用的官方印章,僧纲印是用于管理全国僧尼事务的僧官印章,始于8世纪初。神社印和寺印则是神社和寺庙使用的印章,用于宗教事务和与世俗权力的交流。据《续日本纪》记载,宝龟二年(771年)向十二大寺院颁发了寺印,这些印章有的按照官印标准制作,有的则具有特殊性,如“法隆寺印”、“尊胜院印”等,也有用于鉴赏经典书籍时所使用的家印,如“内家私印”、“嵯峨院印”、“冷然院印”等。这些印章的使用体现了宗教机构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们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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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纲之印


【律令外的私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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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官印相对,镌刻个人姓名的印叫“私印”。私印是个人使用的印章,上面镌刻着个人的姓名或吉祥语。这类印章在日本古代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和使用,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可以在公文书上使用。私印的形制通常较小,材质多为铜,印文为朱文。例如,酒人内亲的“酒”印、“生江生”印、画师池守的印章、以及“积善藤家”印等都是著名的私印。其中,“积善藤家”印出现在正仓院御物《杜家立成杂书要略》中,这本书是光明皇后书写的笔记,卷末接缝处押有此印,印文取自《周易》中的吉祥语句,寓意深远。私印不仅反映了个人身份和品味,也体现了当时社会对个人印记的认可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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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善藤家


韩天雍教授总结说,古印印文在正式场合多用篆书。如“天皇御玺”“太政官印”等官印是正规的小篆书体;诸司、诸国印的印文,则多用近于六朝墓志的篆额书体。这虽不能说是秦汉优秀的篆体,但从另一角度来说,它却显示出日本古印制作者力图另辟蹊径的大胆尝试。私印中有许多楷书印式,如“十市郡印”“足羽郡印”“坂井郡印”等。这或许是因为篆文书体难以辨认,不太适合日本文字的习惯,故而刻印者选择了较为易读、易写的书体,这正与在书体上从草书向平假名的发展之道同出一辙。研究日本古印的制作,其方法并非精巧考究,但它那种纯朴天真之美、自然之趣,一直为印人们所痴迷喜爱。而到了平安时代后半叶,日本律令制度日渐衰微,几乎无法施行。古印及官私印的数量也急剧减少。于是,代之而来的新颖花押印应运而生,且广为流传。


【梅舒适和小林斗盦】


韩天雍教授着重介绍了梅舒适和小林斗盦两位代表近现代日本篆刻最高水平的篆刻艺术家。梅舒适先生是日本篆刻家协会理事长,也是西泠印社的名誉副社长。梅舒适先生早年学习中文,毕业于大阪外国语大学,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情结。他在1950年成立了日本的篆社,并在奈良教育大学任教。1969年,他担任了日本书艺院的理事长,并在1971年获得日本总理大臣奖。梅舒适先生对篆刻艺术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见解,他的篆刻作品深受吴昌硕风格的影响,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创新和幽默感。他的作品在篆刻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誉为是日本篆刻界的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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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斗盦先生是全日篆刻联盟会长,同样也是西泠印社的名誉副社长,关东地方篆刻界的领袖。他以其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对篆刻艺术的深刻理解而著称。小林斗盦先生一生将全部精力献给了篆刻事业。他对古玺有着深入的研究,其篆刻作品以精细和严谨著称。小林斗盦先生对日本篆刻界的贡献极大,他编纂的《中国篆刻丛刊》(一套四十集)由二玄社出版发行,对印坛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的作品不仅在日本国内受到推崇,也在国际上有着很高的评价。韩天雍教授指出,小林斗盦先生与梅舒适先生虽然在学术观点和地域上有所不同,但两人都对西泠印社有着深厚的情感,并为印社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篆刻作品也体现了他对古文字的深刻理解和对篆刻艺术的精湛技艺。


精彩问答


在互动环节,现场同学提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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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A:甲骨文献中还有一千多字没有现代对应字,这是否意味着书法家在创作时会自行造字?

韩天雍:是的,包括我自己在内,许多写甲骨文的书法家在创作大篇幅作品时,难免会遇到无法直接对应现代字的古文字,这时就可能会造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书法家们会选择古代文献中已有的文字,如《老子》、《庄子》、《孔子》等经典文献中的字,因为这些文献的时代背景接近甲骨文,文字较为充足。对于那些确实缺失的字,书法家需要运用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以及通假字的知识来创造。同时,也要关注古文字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没有经过大量临摹和研究甲骨文的书法家,不具备创作古文字的资格。就像音乐家需要有深厚的音乐基础一样,书法家也需要对古文字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此外,阅读古书时要注意注释,了解通假字的使用,这些都是创作古文字时必须掌握的学问。


同学B:您如何看待学习外语对研究的重要性?

韩天雍:学习日语对书法和篆刻领域的研究非常有帮助。虽然英语在学术界广泛使用,但对于书法和篆刻这类专业领域,日语能够提供更深入的资源和材料。日本在书法和篆刻艺术方面有着丰富的研究和资料,如果能够阅读和理解日语文献,你将能够接触到这些宝贵的资源,从而丰富你的研究内容。同样,如果你在研究黄庭坚或米芾的作品时,只考虑中国境内的收藏是不够的,因为日本和其他国家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也有重要的收藏。将这些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资料汇总起来,你才能得出更全面和准确的结论。这就是学习外语,尤其是日语,在书法和篆刻研究中的重要性。


学术支持及校对:高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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