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史中的乌托邦和异托邦——以杭穉英和鲍立克为例
2025-01-06
2024年12月20日,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原副校长、上海美术学院特聘教授杭间应邀在“上美讲堂”做了题为“设计史中的乌托邦和异托邦——以杭穉英和鲍立克为例”的讲座。在此次讲座中,杭间教授通过对杭稺英和理查德·鲍立克的案例分析,探讨了设计史中的乌托邦与异托邦概念,辨析了它们在设计史研究中的实际应用和理论意义。
【设计史与专业设计史】
杭间教授首先阐述了设计史与专业设计史的差异,专业设计史早于广义设计史出现。广义设计史在艺术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且不断有新门类加入,如电影、电视、数字媒体艺术等,其发展呈现出动态演进的特点。而在欧美学界,超越专门史、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研究艺术的艺术史应运而生,其产生背景与欧洲文艺复兴、理性主义哲学发展以及艺术地位提升密切相关。
设计史学家认为,设计史应独立于专业设计史,避免受功利因素影响,应从人文、社科发展的宏观视角评判设计贡献,保持超功利性。这一独立性体现了设计史的人文价值,对于全面理解设计发展至关重要。例如,英国艺术史协会的学者们对专业艺术史保持警惕,致力于从更广泛的人文视角研究艺术发展,推动了设计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乌托邦与异托邦】
乌托邦这一概念广为人知,但杭间教授强调其具有复杂性。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农民起义、法国大革命等都蕴含着乌托邦理想,孔子周游列国宣扬 “仁者爱人” 学说亦是如此。然而,乌托邦往往难以实现,其理想高度与现实可行性之间存在差距。当人们追求乌托邦理想而设法达成时,可能引发革命和暴力。法国大革命便是典型例证,绘画名作《马拉之死》《自由领导着人民》等作品,生动展现了乌托邦复杂场景。同时,杭间教授以体制教育为例,深入浅出地解释了乌托邦思想的两面性,即既有积极追求理想的一面,也可能因过度追求而产生负面效应,引发被教育者的矛盾冲突。
异托邦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后现代词汇,杭间教授以百货店、医院、监狱等为例进行通俗解释。这些场所虽具有真实的物质存在,但其中物的命名和组合反映了设计者和命名者的理念,体现出异托邦的特征。例如,百货商店会根据不同节日和生活习俗重新组合商品,展示出以刺激欲望为目标的多元的商业文化空间;医院对病患的诊断和治疗方案体现了其内部的权力结构和单向度的价值判断体系;监狱对罪犯的分类管理同样反映了权力社会的价值判断。异托邦具有多种特性,如多种形式的文化共存、相对稳定的社会属性、能合并不同空间场地、与时间存在奇妙关系、存在可控制的系统以及具有空间两极的特点。福柯认为,在看似正常的空间中,异托邦无处不在,其存在暗示了空间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人们在空间中的互动和感受会使空间意义发生变化。
【1927-1937的上海“黄金十年”】
杭间教授在开展个案分析之前,介绍了这一时期的民国政府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多方面的一定成就。上海在其中具有特殊地位,上海作为 “东亚第一特别市” ,其发展寄托了政治人物希冀城市建设对全国具有样板作用。然而,租界问题长期存在,成为民国城市发展的阻碍,“大上海计划” 旨在解决这一问题,实现城市自主管理和发展。
杭间教授指出,开埠以来,上海成为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缩影,其对外通商口岸功能不断强化,吸引了大量资本、技术和人才,城市规模和影响力逐渐扩大。但同时,上海也面临着城乡差距、社会矛盾等问题。例如,茅盾小说《子夜》《春蚕》等作品生动描绘了上海周边农村因城市工业化冲击而衰落的景象,体现了城乡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阶层的矛盾冲突。
杭间教授认为,月份牌画家杭稺英是一个观察乌托邦与设计关系的典型。20世纪 20-30年代,上海文化交流频繁,西方文化思潮大量涌入,对设计风格产生重要影响。从杭穉英的月份牌作品中可以清晰看到装饰艺术运动、新艺术运动等西方艺术风格的影响,其人物造型、色彩运用、场景布置等方面体现了中西文化融合的特点。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也促进了设计理念的更新,推动了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如西方现代主义设计思想为中国设计师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促使他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探索创新。
1930年的上海市中心规划
(上海市图书馆)今杨浦图书馆
1930年代的上海
【杭穉英的月份牌与 “都会摩登”】
杭穉英作为著名月份牌画家,其作品广泛传播,对当时社会产生重要影响。杭间教授介绍说,杭穉英的月份牌以妇女生活为主要题材,涵盖衣、食、住、行、用等方面,展现出 “都会摩登” 的风格。这种风格反映了当时上海部分人群的生活方式和理想追求,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例如,其作品中人物的穿着打扮、生活场景等体现了上海的现代气息和时尚感,如钢管椅在月份牌中的出现,反映了当时上海对现代主义文化的接受,杭稺英的设计不仅在商业上取得成功,更在文化和艺术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其设计风格从早期学郑曼陀画风,后揣摩炭精肖像画、画法渐变,色彩趋向强烈、艳丽,其作品美丽牌香烟、双妹花露水等成为经典之作。
杭樨英的设计作品
然而,杭穉英的月份牌也存在局限性,它所描绘的生活与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贫困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具有一定的虚幻性,可视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呈现。同时,月份牌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如社会审美、文化交流等。从艺术风格演变来看,其受到装饰艺术运动的影响,从传统绘画风格逐渐转变为融合西方写实与中国传统元素的独特风格,体现了时代变迁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鲍立克与 “大上海都市计划” 】
鲍立克,德国建筑师,曾任包豪斯校长格罗皮乌斯助手,1933年包豪斯解散后流亡至上海,参与 “大上海都市计划”。杭间教授介绍,“大上海计划” 始于1927年,是南京国民政府为打破租界垄断、建设新上海而制定的计划,以江湾为市中心区,包括建筑道路、市政府大楼等公共设施建设。董大酉作为该计划的主要设计师,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主持设计的市中心区采用中轴对称布局,融合了现代城市规划理念,如行政区的 “中” 字形状设计,体现了功能与形式的统一,对提升城市形象和便利性具有重要意义。
包豪斯1933年被纳粹解散后,鲍立克流亡上海,他参与了战后的“大上海都市计划”,带来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尤其是包豪斯的设计理念,为上海城市规划注入新活力。他的设计理念与当时中国城市发展需求相结合,推动了上海城市规划的现代化进程。例如,计划中的分区规划、道路系统设计等体现了现代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前瞻性。然而,该计划因种种因素并未实施,但其留下的规划理念和技术构想为后来的城市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如浦东开发、陆家嘴商业布局等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其规划思路。
大上海计划图
【设计史研究的思考与启示 】
杭间教授提出,设计史应超越生活史,从人文角度捕捉生活史中的人文价值,避免陷入琐碎的生活细节叙述。设计史与生活史紧密相连,但设计史更应关注设计背后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意义,通过对设计作品和现象的研究,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脉络和文化内涵。例如,通过对杭穉英月份牌的研究,不仅能了解当时的生活方式,更能深入探讨其背后的文化价值和社会理想。
杭间教授认为,设计史中的人物包括作者、使用者和观察者,他们各自承担不同使命。作者通过作品表达设计理念和理想,使用者的选择和反馈影响设计的发展方向,观察者则从不同角度解读和评价设计。理解这些角色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全面把握设计史的发展过程。杭穉英和鲍立克是二个独特而有意味的事例,杭穉英作为作者,其月份牌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审美和理想生活;而使用者对月份牌的喜爱和需求,推动了其传播和发展;观察者则从历史和文化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和评价。
杭间教授指出,历史叙述应秉持客观、多元的价值观,避免单一视角的片面解读。乌托邦和异托邦概念可作为设计史研究的方法论,帮助我们从不同角度理解设计现象。在评价历史事件和设计作品时,应充分考虑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尊重不同观点和声音。例如,对于 “大上海计划”,应从民族主义、现代化进程、国际环境等多方面综合分析其意义和价值,既要看到其积极的规划理念和实践成果,也要认识到其受到的历史局限和外部因素的影响。
杭间教授强调,设计史研究的目标应是培养深刻的 “同情”,即设身处地理解历史上设计英雄和普通人的创造意图和价值。这种理解超越了单纯的知识获取,旨在深入体会设计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传承和弘扬优秀设计文化,为当代和未来的设计实践提供启示。通过对杭穉英和鲍立克等设计师的研究,我们能感受到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努力和追求,从而汲取经验,推动当代设计不断发展创新。
精彩问答
在互动环节,现场同学提出了问题。
同学:您认为在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应该如何从设计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和书写传承人的生活史?同时,您认为非遗传承人是否具有独立的审美,或者他们的审美是否更多地受到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杭间: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如何理解和评价非遗传承人的地位和创作,非遗传承人的审美并非完全独立,而是受到时代和群体的影响。他们的创作往往不是纯粹的个人表达,而是在满足社会需求和订购者审美的过程中完成的。因此,非遗传承人的作品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集体智慧和审美倾向。在田野调查中,我们不应该忽视传承人的主体性,而应该将他们的个人生存与时代背景紧密结合起来。这样的田野调查才能揭示出传承人与时代的关系,以及他们作品背后的深层意义。好的田野调查应该超越表面的客观提问,深入探讨受访者与大时代之间的联系,从而做出有价值的判断和总结。我提倡实践民俗学,强调日常生活的意义和背后“意义”的揭示,这对于理解非遗传承人的生活史和审美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支持及校对: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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