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3日，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科研处处长、视觉艺术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高教学会社科分会常务理事于洋应邀在“上美讲堂”做了题为“主题图像与信息播散——如何以中国美术构建与传播国家形象”的讲座。在此次讲座中，于洋教授从“内部认同：文化传统的理顺与现代情境的转换”与“对外展示：开放、兼容、软性的文化译介”两个方面，就如何辩证理解视觉艺术层面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的历史语境、如何把握国家形象传播的民族性与国际艺术交流的普适性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跨文化、跨学科、跨语境的深入思考。

【国家形象塑造的时代背景与重要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形象逐渐融入世界。1978年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开端，2000年加入WTO进一步打开了开放格局，新时代以来，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为国家形象的构建提供来现实根据与坚实基础。随着技术革命和图像信息密度的强化，以美术或视觉艺术构建和传播国家形象的需求不断升级，从原初的1.0到2.0时代进入到当下以全媒体、跨语际、多面向的3.0时代。大型赛事展事、主场外交的视觉形象设计，以及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等成为新时代美术界的热点，以视觉艺术、造型艺术塑造国家形象成为持续关注的课题。

于洋教授认为，文化间的转译和互动充满挑战，国家形象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涉及图像政治与文化信息的全息系统。美术史、图像史等领域的学术研究与国家形象的建构紧密相关，国家形象不仅是对外展示，还涉及地区民族文化圈的内部认定、判断和评价。塑造中国形象的任务不仅是打造视觉标签，而是要构建一个跨学科的互动性研究。内部认同是基础，更加亟待解决的，是国人自身文化体认，和切实提升全民审美素养与鉴赏能力的问题。对外传播则要展示中国文化的精华，以西方受众能够理解、接受的视角展开文化影响与文化输出，避免过度迎合与误读错解。

【内部认同：文化传统与现代情境的转换】

于洋教授回顾了新时期以来文化传播学领域的国家形象研究成果与观点，随着国内传媒学界对国家形象的研究不断深入，其观念和理论随着时代进程的推移不断发展和完善。从最初对国际新闻传播与国家形象关系的关注，到后来提出“自塑”“他塑”“合塑”等概念，这些学说为我们理解国家形象的形成机制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他认为，国家形象是国民自我认知与国际评价间互相博弈的综合结果，也是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传统资源与现代信息浸润交接、地域间文化交流互动的整合结果，体现为国内民众与国际社会公众对一个国家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

于洋教授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理论展开对于国家形象和文化身份的辩证思考。自“modern”被翻译成中文的“现代”以来，其多元性、复杂况味和混乱性导致很诸多概念的混淆纷争。其中存在后现代思潮的泛化问题，“无所不后现代”的现象显现了国内知识界一度对后现代的过度迷信。他提出，我们反思“现代”和“后现代”问题，也就是思考中国文化的现代表征以何种形态和姿态出现的问题。他认为，中国人的思想擅长内省，重视别人如何看待自己，但近代以来过于重视“他者的眼光”，对国际舞台和外来文化过度依赖，如文坛的诺奖情结、艺术界的“威双”迷信，对于国际文化艺术舞台的过于看重，是我们的国家形象认定也出现了偏差。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常态化，这种对“国际化”的过度追慕崇拜已在逐渐退潮，并趋向理性的平等对话。

于洋教授指出，近年来国家形象作为外宣战略受到空前重视，尤其在网络时代、融媒体时代。2011年国新办拍摄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美国曼哈顿时报广场播放，多角度展现当代中国，被看作“标志着中国国家公关时代已经到来”。当下，我们更需要建构文化精英阶层与民众阶层对于中国文化的自我认同与自我期待。这种认同和期待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族群认同与归属感至关重要，也关乎文化的“中国梦”以及未来中国文化艺术建构的信心与策略。

中国画家黄永玉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形象宣传片中，

2011年1月在纽约时报广场的大屏幕播映，

字幕为“Enchanting Chinese art”

（“让人着迷的中国艺术”）

因此，建构“中国美术观”的课题应时而生。于洋教授解读说，中国美术观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更强调角度和姿态，在当下语境中体现为国族文化身份的确立和本土现代性的自觉。它首先属于方法论范畴，作为认知工具应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不仅适用于评价中国艺术，也可用于评价西方艺术，并伴随着中国人的审美观向世界推广散播。从文化策略角度看，中国美术观的确立意味着争取话语权力。在文化形象与视觉符号方面，我们需要思考以什么样的视觉符号代表中国、表述中国、塑造中国。当前，除了熊猫、孔子等传统符号，中国的长城、武术、中医药、中餐，乃至高铁、共享经济等，也成为外国人印象里的中国文化新元素。新时代中国美术观的提出，既顺应了民族自尊与文化自信的时代要求，又承担着塑造特定艺术门类时代风格的使命。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侧上部浮雕“光辉永照” 邱陵设计 1958年

于洋教授提出了以美术塑造国家形象的具体路径，需将中国艺术传统资源与当代社会建构相结合，将精英艺术与日常审美相结合。具体表现在结合古今美术传统、辩证认识艺术创作、认知历史语境与找准定位、把握民族性与普适性关系等四个方面。他指出，塑造中国形象是一个不断认知文化本体自身、寻找中国在当代国际语境中的身份问题的过程，向内发掘的角度和深度决定着向外呈现的有效性和自主性。文化自信建立在文化自足的基础之上，我们要先自己懂、自己信，把文化内涵吃准、吃透，形成国人内部的形象认同。

【对外展示：开放、兼容、软性的文化译介】

于洋教授指出，文化译介是跨语言、跨文化形态的艺术实践，对国家形象的塑造至关重要。一个国家的内在形象建构往往决定其外部形象的气度，而当下中国的国际形象与综合实力仍不相匹配，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深层了解不足。要用开放、兼容的胸怀展示充满朝气、包容心态的中国文化形象，纠正西方对中国的误读和错解，这是中国形象对外展示的重要使命。塑造国家形象不仅是视觉层面的问题，还涉及设计、绘画、音乐、电影等多个领域，需要以中国方式讲故事的能力，也需要同理心与换位思考的能力，而国家文化外宣需要技巧、经验和多元文化的参照系。

在这一领域，西方艺术史上主题创作的经验值得中国美术家们吸取，20世纪以来中国主题创作也大量吸取了西方经验，这是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部分。艺术品不仅是感性审美的对象，还能成为历史书写的一部分。艺术的非功利性使其呈现的意象、观念思想具有更强的敏锐性和真实性，这也是美术作品有能力塑造国家文化形象的原因。

国家形象塑造与公关展示是长期系统工程，应立足于本国历史与民族性格，注重文化“软实力”，避免硬性“宣传色彩”。中国当代文化在与世界文化沟通融合中，需借助文化艺术的渗透性力量，以柔和、含蓄、感性的方式塑造“中国形象”。于洋教授列举了多幅经典美术作品，如《开国大典》《天安门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等，分析了它们如何通过独特的视角、细节处理和艺术手法表现家国形象。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时代精神，也展现了艺术家对历史瞬间的深刻理解和表现力。

孙滋溪 《天安门前》 153x294cm 布面油彩 1964年

蒋兆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283×192cm 国画 1949年

冯法祀《刘胡兰》布面油画 1957年

卢沉 《机车大夫》中国画 1964年 北京画院藏

随着融媒体时代的到来，美术形态的大众普及和认知发生了变化，传播手段更加多元。小视频博主的影响力可能超过传统美术批评家，这引发了业界对美术批评和传播方式的反思。于洋教授强调，今天的主题创作应“不忘初心”，关注现实，以温暖现实主义的方式呈现时代现实和家国现实、积蓄力量，这与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紧密相关。塑造国家形象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程，既需要立足于本国历史与民族性格，强调精神文化的软实力，避免硬性的宣传色彩，更要通过文学艺术的渗透性力量，以柔和、含蓄、感性的方式塑造中国形象，规避中西价值观的硬性差异。

王颖生《香港回归》中国画  222×480厘米  2009年

崔晓冬《千里故人》 2024年

于洋教授总结说，国家形象的塑造是一个系统庞杂、多元复杂的全息性工程，我们不仅要积极汲取和理解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更要明晰中国人自身对中国的文化形象定位，同时不断提升中国对世界的客观认识。真正强大的国家文化不应将“走向世界”作为唯一终极目标，不应盲目跟从西方文化，也不应停留在传统民俗文化符号的浅层表达或满足于“唐人街文化”式的点缀装饰。塑造中国形象既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能盲目出让民族文化的主体身份，应从民族传统中发展出具有东方特色的形象。在信息传递与流通的环境中，对内的塑造是对外形象的根本前提，国家形象的建构传播与一个人的个性气质呈现一样，国族民众对自身文化的体认、判断与理解，最终会决定性地影响其对外形象，形成独特的文化“气场”。

在互动环节，现场同学提出了问题。

学术支持及校对：李戈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