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史学研究基本问题探讨

2025-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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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2月28日,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与美育研究》学术辑刊主编,南京艺术学院二级教授夏燕靖教授应邀在“上美讲堂”做题为“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史学研究基本问题探讨”的讲座。在此次讲座中,夏燕靖教授介绍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融合为艺术史学研究提供跨文化语境研究基础,艺术史学研究的边界正在被打破,需通过比较艺术史学的视角重新整合史料,并在多元文化对话中推动研究的深化与创新。这一方向要求研究者以开放的态度吸纳新知识,探索跨文化研究的基本结构问题,从而推动艺术史学向更广阔的世界发展。

【跨文化艺术史及艺术史学研究的抓手和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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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燕靖教授认为,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史研究需要重视“他者”视角和“第三方”解读,这不仅有助于拓展研究视野,还能避免单一视角带来的局限性。他提出三个值得探讨的方向:一是重新整合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史材料,确立研究框架;二是从比较史学角度审视艺术史的历史风貌和变迁;三是通过跨文化研究形成具有特色的史学研究视角。为此,他特别提出“中国视角的全球艺术史研究”的意义,在于确立本土学术主体性,让当今艺术史学研究更多地聚焦到在地历史,及其与不同历史时期全球化艺术发展产生多方联结和互动。作为中国艺术史及艺术史学的深度推进,这一议题涉及多个关联性方面,如“大时间”及“小时间”的概念,期望经由“外来与本土”“西方与中国”“全球与在地”之间的“互鉴”和“理解”,这不仅对全球艺术史研究有新的拓展,更是突出以中国为主体的全球艺术史写作尝试。这种书写方式致力于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单一文化和地域视角,强调全球艺术史的互动与融合。进言之,从中国视角出发,意味着以中国方式重新结构全球艺术史的研究框架,将全球艺术史,包括中国艺术史作为人类文明进程的整体来观照,凸显中国艺术学界在全球化时代应有的文化自觉与学术担当。进而推动中国艺术史研究走向世界,进一步促进全球艺术史研究的多元化。同时,也为全球艺术史书写提供新范式,实现艺术史研究的跨文化对话,真正体现艺术全球史的包容性、真实性和前瞻性。


【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史研究】

夏燕靖教授指出,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传统的史学研究模式已无法满足当下对艺术史的深入探索需求。过去的研究多局限于单一区域、国别或事件,而如今,传播与接受成为艺术史研究的关键,艺术呈现方式的边界也日益模糊。因此,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史研究应运而生,它突破了传统框架,强调多学科融合与文化语境的构建,为艺术史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跨文化研究的核心在于打破艺术史研究的区域、事件和学科边界,强调传播与接受的重要性,并从大众交流的角度出发,构建一种文化语境来重新审视艺术史的走向。通过跨文化研究,可以重新定义艺术史学研究的边界,使其更加多元和开放。这种研究模式不仅关注文化的传播路径,还通过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现象,寻找文化的起源和人类认知的共同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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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燕靖教授强调,跨文化与跨学科研究的关键在于模糊学科边界的同时,明确母学科的依托作用。跨学科研究的目的重要的是探寻回归事物的原初状态,找寻到真实的原点,通过整合不同学科的方法和视角,解决跨学科比较之后的显著问题。比较史学的结论具有相对性和主观性,再加之因为历史环境的不可重复性。因此,比较史学研究极为重视研究者的视角,以体现对同一历史事实或现象的不同阐释。由之,针对史料的选择和解读需要特别的慎重,协调好相对性和主观性,从而更客观的形成结论。这并不意味着其研究价值受到制约。恰恰相反,比较史学则通过多视角、多维度的比较研究,可能提供了更加丰富而深入的历史认识。事实证明,艺术史研究需要接受多元文化和多元对话。跨文化研究通过改变视角,拓宽了研究的视野,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跨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通过跨文化的视角,可以将欧洲文艺复兴与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联系起来,拓宽对文艺复兴的研究视野。同时,跨文化研究还强调多维度的比较,如图像与空间、诗与画的关系,通过这种比较,可以更好地理解艺术史中的竞争与融合现象。可以说跨文化研究不仅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构建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艺术史研究体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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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研究史学话题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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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燕靖教授指出,跨文化与跨学科研究为学术领域带来了新的景象和方法。比较艺术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958年美国学者韦勒克在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的发言《比较文学的危机》。韦勒克提出艺术品是符号结构与意义价值的结合体,其创作过程往往超出作者的掌控,形成独立的实体。他进一步将艺术作品的研究分为“内在”和“外在”两种视域,前者关注艺术家的心理与作品的关系,后者则侧重于作品与社会的关联。这种研究方法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夏燕靖教授介绍说,跨文化研究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对文明起源的探讨中。他提到1958年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提出的文明起源认定三大标准:城市、文字和复杂的礼仪建筑。这些标准又于1968年被美国史学家丹尼尔补充,并通过《最初的文明》一书在全世界得到了普及。丹尼尔最后给定的这三项标准,严格说来就是在比较史学基础上形成的认识结论,强调发掘出的城池遗址不能只是原始的小聚落,而要有一定人口数量的城市规模,也就是要有城市和乡村的对比和差别;文字是人类文明的独特标志,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思想文化的积累与传播;复杂的礼仪建筑则体现宗教、政治或其他重要社会活动的建筑物,呈现出社会历史的复杂性和组织程度。应该说,相对性需要考古学和技术科学的支撑给予我们对不同文明认识的深入,而主观性自然是学者们讨论和完善认识的各个阶段,形成了更加灵活和多元的文明标准,以适应不同地区和时期的文明特征。比如,在东亚地区被扩展为四项要素,增加了冶炼技术。这一对文明定义的慎思,就是跨文化比较方法得出的结果,不仅帮助我们重新审视历史,还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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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燕靖教授指出,跨文化研究的关键在于“可比”与“不可比”的界定,这取决于研究背景。他强调,比较研究的目的是正本清源,通过文化与艺术的发生、发展、流变和交流来寻找人类认知的基点。他推荐了多部书籍,如《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丝绸之路:十二种唐朝人生》《世界历史评论》《宋的转型:儒家统治时代》等,这些书籍通过跨文化的视角揭示了民族迁徙、宗教信仰、文化交流等复杂背景下的历史现象。 跨文化研究的方法包括文献综述、实地调查、实验研究和案例分析等。他特别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艺术学领域需要更规范的案例收集与整理。他还提到,新技术如DeepSeek虽然可以辅助研究,但缺乏溯源和文献支撑,且泛泛而谈的话语过多。因此,在学术研究中应特别谨慎使用。

夏燕靖教授认为,跨文化研究的贴切性至关重要,它能够提高研究的准确性、揭示深层次的历史规律、促进跨文化理解,并验证历史假设。他提到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强调在跨文化语境下,艺术史研究需要通过理论重构来实现创新,而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理论。 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研究需要关注多元化的信息和语境。他以敦煌研究院最近公布的研究项目为例,说明如何通过跨学科、跨文化、跨国别的研究方法,重新认识敦煌文化在丝绸之路中的地位。他还提到,区域国别史和冷门绝学的研究成为社科领域的新选项课题,这有助于证明各个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交流与联系。此外,跨文化研究的实践需要结合学者的背景和经历。他以苏立文的《中国艺术史》为例,说明其研究背景和经历对其学术观点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例如,苏立文的跨文化经历使他能够系统地向西方介绍中国艺术史,并通过与众多中国艺术家的交往,形成了对中国艺术的独特见解。

【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史学研究 是走向世界的一种自觉认知】

夏燕靖教授强调,在跨文化语境下,艺术史研究的走向需要一种自觉认识,这种认识不仅是对全球化的视觉视野的开拓,更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回应。他强调,进入2025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而跨文化艺术史研究的重要趋向之一便是通过对不同文明地区历史的考据,实现对未来历史诉求的探索。他提到“世界艺术史”和“全球艺术史”的概念,指出这些研究方法和观念的发展是跨文化主题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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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是跨文化艺术史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它将黄河文明、恒河文明、两河文明、希腊文明等重要文明串联在一起,被誉为“世界历史展开的主轴”。夏燕靖教授认为,在跨文化研究中,必须关注“他者”视域对史学问题的审视,这种“他者”视角能够提供与“我者”不同的阐释,丰富对历史文本的认知。他提到,研究者应主动寻求“他者”视角的反馈,以确证自己的研究是否合理、权威,并避免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误解。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学者的论著和智库报告呈现出“井喷”态势。他归纳了三个重要方面:一是中外学者集中著书立说,力求争取丝路学话语权;二是西方学者的“西方中心论”开始松动,如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已将研究重心转移;三是丝绸之路研究涉及区域国别史问题,以及如何回应治理挑战和文献梳理等课题。 

【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史学研究视角应表现出重叠和区别 】

夏燕靖教授指出,跨文化研究中“重叠”与“区别”的把握至关重要。他强调,研究者需要在寻找跨文化“他者”视角的同时,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区别性,这是比较史学的重要观点。他推荐了卡罗尔·恩贝尔的《人类文化与现代生活:文化人类学精要》,指出该书强调人类文化与生活的密切关系,以及文化变迁对语言、经济、社会交往、宗教等问题的全面影响。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史研究与德国文化学家韦尔施的观点相契合,即通过描述文化交流的多样性,强调世界上不同文化之间的高度联系、相互渗透和缠绕,形成一个跨文化的网络。在这个过程中,后发国家在科学研究中具有独特优势,因为人类前沿科学的铺垫为后发国家提供了更广阔的研究视野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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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燕靖教授归纳了跨文化研究中的“重叠”与“区别”的主要体现。一是文化语境对艺术史研究对象的多元性解读,突破“东”与“西”、“彼”与“此”、“自我”与“他者”的二元论观念,寻找差异与重叠的关键点。二是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探讨跨文化史学研究的话语体系,强调构建中国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他以宗白华关于中西绘画空间表现的差异为例,说明如何通过比较研究阐释中国古代绘画的独特性。三是关注跨文化语境下艺术史方法论的建构,将多元视角和跨文化互动引入研究领域。他以李军的研究为例,说明艺术形式在不同媒介间的转换如何产生新意义。

夏燕靖教授总结说,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史研究需要超越自我观照,关注大历史观视角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尤其要在多元文化交流与对话中展开研究。艺术史研究的灵感不仅来源于现实,更是研究者从已知推向未知的过程。史学者需要跨越当下的文化隔离,才能实现新的认识和进展。近年来中国艺术史研究已开始关注海外研究的传播与对话,未来需要进一步推进比较艺术史学的理论生成与方法论的合理应用,从而推动研究走向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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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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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动环节,现场同学提出了问题。

同学A:请问我们应该如何对书法这种艺术形式进行跨文化研究?

夏燕靖:书法的跨文化研究空间很大,可以从艺术传播、语言学和文化交流等关领域,以及书法实践等多方面入手。将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进行传播,研究其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接受情况。比如,可以在留学生群体中进行实验,让他们直接观赏书法作品,获取他们最直观的认知和反馈。这种直接的感知比单纯梳理文献更有价值,因为文献往往经过经典化处理,可能掩盖了真实情况。书法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它与语言文字密切相关。可以将中国书法与其他语言文字形式(如埃及的象形文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等)进行比较研究,从语言传播的角度探讨对中国书法的认知和理解。我们常说,汉字的媒介是通过章法、结构、用笔来表现语义,有着特殊的艺术魅力。且有形、声、义三要素的融合。如孙过庭《书谱》所言:“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可谓钟张云没,而羲献继之。又云:‘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此乃推张迈钟之意也。考其专擅,虽未果于前规;摭以兼通,故无惭于即事。”这正说明书法的意义构成所在,书风合于文风,相得益彰。当然,书法的核心是书写,研究不同书体和碑学与帖学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被接受情况,分析哪些形式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


同学B:您认为设计学涉及的文化内涵是否应该算是设计学的本体问题?

夏燕靖:设计学中的文化问题肯定是其本体问题之一,但设计学与其他艺术形式(如美术、戏剧、书法等)有所不同,它的本体可能需要从另一角度去认知。设计的本体问题需要从其应用性、技术性和发展性等多方面来把握,因为设计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人,文化属性是设计的核心。设计如果脱离了文化,就会沦为单纯的工具。设计不仅仅是技术应用,还涉及物质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文化属性”。设计学科需要将文化属性做实,不能只关注前沿技术而忽视传统手工艺和文化根源。现在很多设计院校过于强调技术应用,忽略了设计的文化根基。如果设计学科失去文化属性,将无法与其他学科对话,也无法自信立足。 设计学在学科调整后分为“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两种,前者更偏向实践,后者则属于交叉学科的学术探究。在交叉学科中,设计需要明确自己的定位,不能仅仅依赖技术或模仿其他学科的语言。设计学科需要有自己的立足点,比如,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主张开设“设计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通识类课程,就是为了强调设计的文化根基。 设计学科的教育需要合理安排课程,不能盲目追求课程数量。课程设置需要有明确的指导和合理的搭配,否则学生无法真正掌握设计的核心。


同学C:您认为艺术学科应该如何重视艺术理论的基础研究?

夏燕靖:艺术理论在艺术学科建设中非常重要,它不仅是学科的基石,还影响着学科的发展方向。我认为目前需要从基础建设、前沿探索和与其他门类艺术的协调三个方面进行完善。目前,艺术理论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还远远不能满足艺术理论的研究需求,更缺乏针对艺术实践的支持,诸如,创作论、技法论,甚至艺术语言学、艺术法学等都相当缺乏。例如,美展中作品被诟病,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创作论作为基础理论的引导。艺术理论需要进一步完善自身,为艺术创作和具体艺术实践领域研究提供更有力的理论支撑。比如,绘画创作中的材料学研究就是弱项;戏剧影视创作的文学剧本、台本直至导演实用本的多位一体研究等。相比较而言,文学领域的细项研究要觉醒早得多,且研究的深入程度值得关注。其他学科在前沿领域有很多探索。因此,艺术理论在这些方面的研究还相对滞后,艺术理论需要关注前沿问题,将其纳入整个“三大体系”建设之中,建构自身的学科体系、学术及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直至重构出适应时代发展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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