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5日下午两点，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郑工教授做客上美讲堂，为上美学子带来题为《启蒙与自觉：再论中国美术现代性的建构》的学术讲座。

郑工教授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首届理事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三、四届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策展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现代美术思潮及区域美术，至今已出版专著5部，主编《延安美术档案》（9卷），主持过多项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及省部级项目，在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0多篇。

郑教授从题目中的“启蒙”谈起。启蒙原意“理性之光”，即“驱逐黑暗，光明照耀”。在过去的欧洲历史中，这种“黑暗”象征宗教、中世纪，而“光明”则是指人的一种理性。在本次讲座中借用“启蒙”这一词，正是要通过讨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尤其是接受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以来，我们如何在现代和传统之间张扬理性，如何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形成一种对接。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启中国近代化进程，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自觉地担起启蒙的责任，在这里就谈到了“自觉”问题。“自觉”的中文意思是为自我所意识并实践的，例如《孔子家语》中提到“吾有三失，晚不自觉。”所谓“自觉”包括三个方面：自觉自己、自觉觉他、自觉自律。自觉自己就是自我约束；自觉觉他带有一种启发性；自觉自律是根据客观规律对自我约束。所以总的来说“自觉”是建立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从这个角度出发，郑工老师认为“自觉”有两个方面的因素是不容忽视的：文化惯习和教育。

我们所谓的“自觉”和“不自觉”，有时候表现为一种习惯性，但不自觉的过程中又有一种自觉的成分，这与我们的文化习惯、文化传统有着密切联系。后天的教育，例如生存环境的改变和教育过程中对新知识的接受，作为理性的进入，也渗透到自我的意识中成为意识内容。所以在“启蒙”和“自觉”的关系问题上，因为有一种理性的启悟，以及在自我意识过程中有一种强烈的自我规范，我们在“新”和“旧”之间、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历史上任何一次文化的大变革，其实都是文化主体在外来和传统相互作用下为主体所认识并接受和整合，使之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

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根基，文化主体的自我意识便缺乏对外来文化的辨思力。正是在两者的相互作用下，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当中，它才能够促进文化主体的自觉。自觉不是唤醒，是自省和觉悟。当谈到中国美术的现代性或者现代化的时候，“现代”作为一个关键词，既要看到外来文化的启示性作用，更要看到传统文化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自觉性。这一对话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理解，跨文化的对话不能一味地强调差异性，而应当寻找文化的共同点。

郑工教授在语源学层面上，探究了“西艺”与“美术”的意义内涵及其传播问题，由此涉及美术学最初的体系建构及内部的分化轨迹。为什么要谈论“西艺”和“西政”的关系呢？1901年推行清末新政，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很多学西法的人局限于语言、文字、机械，而这些属于“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他们认为“西艺”和“西政”的关系是本质和外部现象之间的一种关系，即里外关系。西艺的核心是艺，这是关于艺、通艺、西艺这个概念流行的一种情况。

而作为新的学科概念，美术一词最早出现在1872年日本太征官的布告，是从德文的一个文件中翻译过来的。关于美学的界定涉及到美术的一些概念，真正将fine art翻译成美术在明治十五年（1882年），根据美国人芬诺洛萨当时在日本的演讲翻译而成的文章——《美术真髓》。在演讲中，芬诺洛萨批评了西方美术界机械地描摹事物的倾向，认为这一倾向忽略对心灵和思想的表达。这是一种写实性地批判，同时批评了当时的日本美术界一味崇拜西方文明，摒弃了自己传统的东方文明，批判西方的文化是以科技为基础的写实性绘画。1876年日本公布美术学校成立，虽然此时只有画学和雕刻两个学科，却是美术成为专业学科概念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西学启蒙的道路上，我们可以看到洋务派所引入的西艺知识，也可以看到维新派所借鉴的西政思想，他们在知识层面上都发挥着启蒙的作用。洋务派提倡科学，而在维新派里这种启蒙更注重个体意识，提倡民主。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二者开始相提并论，成为了赛先生和德先生，这就是中国早期现代性建构的双重维度。

在西学启蒙的历史维度上，郑工老师以明万历年翻译的《几何原本》为案例，建立利玛窦时代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历史关联，提出“平行转译”的新概念。他强调一种空间意识和空间管理，认为在视觉文化领域二者具有同一性，观看和表现都具有一种观念的制约。他解释道引述利玛窦时代与“美术就是造型艺术”的现代形式，并不是说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发生点可以推移到明万历年间，而是因为这时候外来美术跟中国美术的接触在文化主体的自觉性上，在西学与中学的联系上，不可否认是一个前置的阶段。

中国美术现代性的建构必然涉及到西学启蒙，对于美术来说，知识启蒙和思想启蒙二者无法分离。以知识为先，不仅仅是因为知识面临弃用，而是在知识的层面上同样有着观念与意识。文化主体的自觉是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一种核心，就是要凭借理性为自我立法，这是对启蒙的回应。在理解殊途同归上，郑工老师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思考现代性问题发现，所有人在前往现代化的道路上，都像江河汇流一样进入了大海。在现代化现代性问题上没有本质性的差异，只是方法和路径的差异，时间上有先后之别。 

如果回到语言的层面上，世界本质上来说是其呈现的方式不一样，例如语言的表述方法不一样，但它的本质是一样，所以才会出现现代化的趋同性问题。我们作为后来者，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晚走了几步，但是我们的方向是一样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接受到西方文化，对其进行自我调整和消化。这种接受、自我调整和消化就是跨文化的一种对话，通过跨文化的对话加强理解，加强合作，最后实现现代转型。

最后，郑工教授用“大场域小话题”作为结语结束本次讲座。他谈到1840年以前中国没有明显的现代焦虑，所以可以比较单纯的去面对中西关系，通过“大场域小话题”的研究方式加以处理，从而衔接后面中体西用为特征的现代转型。中国美术现代性的自我建构，最有争议的还是框架问题，即在世界的整体框架当中，如何遵循不同的原则重建系统，纳入其中以求得对应，我们要给予重视。

在随后的互动阶段，现场同学提出了几个问题。

关注我们，及时获取后续每场活动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