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1日，上海美术学院特别邀请到了艺术史专家丁宁教授来到上美讲堂，进行了主题为《国际艺术特展与深度文化博弈》的讲座。如今，具有国际背景的艺术特展越来越活跃，它们常常引发现象级的成功，引人注目，也催人思考。本次讲座中，丁宁教授借助介绍若干典型个案，分析其中包含的博弈策略，引发了同学们对艺术史、博物馆研究、策展学、文化外交以及文化博弈等众多层面的广泛而又深入的思考。

时任《鉴定家》主编的托马斯·霍文，1983

丁宁教授认为，“国际艺术特展”好比电影中的超级大片（blockbuster），而最早令公众对于“特展”有明确概念认识的则是时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长托马斯·霍温（Thomas P. F. Hoving）。托马斯设想可以“令任何不懂艺术的人都有一次终身难忘的博物馆之旅”，他以此为目标改变了大都会博物馆参观自愿付款的原则，并坚持每年举办一个特展。借用国家的力量积极促成了“国王图坦卡蒙”特展（King Tut）并亲自撰写畅销书推荐介绍，一时为大都会博物馆缔造了现象级的社会影响。它的余

热从美国波及到加拿大以及欧洲多国，延续至今。这不仅说明国际艺术特展的举办为大都会博物馆自身的长期发展形成了巨大的文化能量，它更是一个博物馆展览史中的里程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类特展见证的是馆长的眼光、学术能力、筹措资金的能力，以及培养和带领专业策展团队的能力，或者说，能否成功举办国际艺术特展，开一起成为检验博物馆专业品质的重大考验。国际艺术特展本身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展览，其引起的后续文化效应以及留存下来的相关宣传品等都会成为影响美术史的书写。

魅力不减的《图坦卡蒙的宝藏》展

特展常涉及到的有“临时展”、“引进展”和“海外展”三种。丁宁教授指出，虽然大都会博物馆借助“国王图坦卡蒙”在塑造博物馆人气神话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引人瞩目，但是，特展并不是从托马斯和大都会博物馆开始的。严格地说，最早的特展可以推至1857年的英国。

法老的金面具

1、 临时展

博物馆除了常设的展览内容之外，还会临时增加所谓的“临时展”。在临时展的筹备过程中，除了调用馆内特定藏品之外，最为重要的就是筹借馆外的作品，也就往往涉及国际间的租借，因而，其难度自现。

2019年法国卢浮宫举办“达芬奇展”，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展出的达芬奇作品是从全球十几个国家的博物馆和私人藏家筹借到卢浮宫展出，数量巨大，在此之前从未有过这么大规模的“达芬奇展”；另一方面，本次展览采用了高技术VR之类的多维展示，将《蒙娜丽莎》原作进行逐层扫描拍摄之后，呈现出了以往从未可见的新层面，既新人耳目，也为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考点。

令人有点意外的是，在这样一个集全球之力举办的达芬奇大展上，他的素描作品《维特鲁威人》在借展过程中却被威尼斯高等法院认定为不能错过的范畴，致使这一作品虽然获得威尼斯学院美术馆与意大利文旅部的许可，却还是最终无缘与观众在卢浮宫中相见。于是，一幅达芬奇的素描作品是否可以合法地出国展出，在欧洲媒体看来，竟然酿成“冷战以来最大的欧洲外交纠纷”！丁宁教授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举办国际艺术特展不仅需要策展人对艺术作品本身有足够的了解，还要懂得法律，善于解决纠纷，以及应对其他各种技术性问题。总而言之，特展非易。

2、 引进展

肯尼迪总统、马尔罗夫人、安德列•马尔罗、肯尼迪夫人和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参加《蒙娜•丽萨》赴美展览的开幕仪式

1963年参观者们沿着纽约第五大道排队等待进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观摩《蒙娜·丽萨》

许多特展的背后往往不是纯粹的艺术展示，包含了复杂的政治因素。1960年代，受肯尼迪夫人的邀约，《蒙娜丽莎》扮演“文化大使”的角色赴美展示，令一度跌至冰点的美法两国关系有所缓和。总统肯尼迪亲临展览现场并发表讲话，展览吸引无数人现场排队等候参观。让公众第一次清晰感受和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艺术作品拥有神奇的力量。在此之后，阿恩海姆提出了“视觉思维”的概念，为美育带来全新的观念，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也逐步培养起了光观博物馆的美好习惯。

1970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促成了《蒙娜丽莎》的日本之行。毫无疑问，这可以被看做是田中角荣任期内的标志性文化事件。《蒙娜丽莎》的到访，在文化角度拉近了日本与西方强国的距离，也培养了日本一批文艺复兴的铁粉。此次特展吸引到了150万人现场参观，同时依靠门票收入实现了收支平衡，创造了策展史上的奇迹。

同年，《蒙娜丽莎》在返回法国巴黎的途中经停俄罗斯。普希金美术馆馆长伊琳娜·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安东诺娃（Irina Aleksandrovna Antonova）得知消息后，通过外交途径为莫斯科的观众争取到短暂的与《蒙娜丽莎》近距离接触的机缘，也在苏联引爆了史无前例的观展盛况。诚如这位馆长所言，“政治家来去匆匆，但艺术永恒”。特展当中的重要作品永远都会是被特别关注的重要对象。

3、 海外展

与“引进展”相似，文化“走出去”也承担了严肃的政治使命。

1930年英国伦敦的皇家美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Art）举办了“1200年-1900年意大利艺术展”，展出了包括波提切利、多纳泰罗、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提香、拉斐尔、贝尼尼、杜乔、曼特尼亚在内的众多星光闪烁的大师的900件作品，吸引观众54万人次，为意大利树立了特殊的国际形象。但是，此展的借展方英国皇家美术院却饱受争议，因为此展的幕后人是当时在位的墨索里尼，且不说数量如此之多的大师的杰作一次性到英国展出具有不可测的风险，作为一个特展也是与政治用意缠绕太多的个案，至今还是学者们眼中最为复杂的讨论对象。

1997年，台湾在美国举办了声势浩大的中国文物展“帝国的辉煌: 台北故宫博物院珍品展”，展出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众多宋代书画精品。通过四个城市的巡展，意欲以所谓文化交流的方式争取重新恢复在联合国的地位身份。大陆方面旋即做出反应，1998年于古根海姆美术馆（Guggenheim Museum）举办了“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展”（China,5000 Years: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Arts）。所有展品都来自国内各大主要博物馆的精品，其中，陕西省博物馆的兵马俑还是首次出国展示，借助全息摄影技术的背景，实现了令人震慑的展览效果。所有有幸先后光顾过台湾和大陆的这两场海外中国文物展，可以体会到其中的强大信息，即两个展览都来自同一文化血脉，岂有“两个中国”的道理！1998年的“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展”何其雄辩有力！

上野之森美术馆《维米尔与荷兰美术》大展的宣传海报

令人称奇的是维米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2012年到过日本，掀起一股“维米尔旋风” 。紧接着，2018年，又另有9幅维米尔作品集中在日本展出，展览的大海报上赫然就是“9/35”——因为这位大师存世的35幅原作散布在欧美各种博物馆中，皆为人见人爱的无价之宝。可以说，没有一个博物馆会有9幅维米尔的作品。因而，通过策展，将9幅大大小小的维米尔画作集于一堂，殊非易事，也自然会吸引日本国内外的观众。与此同时，依靠名人讲解、网红推荐等推广手段，大大提升了特展的人气与影响。

《东京——巴黎：来自东京普利司通艺术博物馆的杰作》展览海报

细观日本在策展文化博弈方面的经验，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常常善于植入艺术家与日本的密切关系。例如2017年由日本桥石株式会社在橘园美术馆举办的印象派收藏展——“东京巴黎”，其中除却日本收藏的印象派作品外，还协同展示了印象派在法国兴起时日本留法学生的创作。一方面证明了印象派绘画收藏的高尚品质，另一方面也展现了日本文化受到印象派影响后呈现出的全新创作面貌，如黑田东彦(Kuroda Seiki)、浅井忠（Asai Chu）、藤島武二（Takeji Fujishima）、青木繁（Aoki Shigeru）等的作品。因而，“东京巴黎”特展极大地宣传了日本企业在印象派收藏方面的实力，也成功地在海外宣传了日本本土艺术家，可谓一石二鸟。

2017-2018年的特展“梵高和日本”（日文的展览名意义显得更为具体：梵高——流转的日本之梦）则影响更大。其中，刻意凸示的当然是日本人的“梵高情结”，即对梵高作品的痴迷。这种情结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达到了巅峰，以致于日本人不止一掷千金地角逐于欧美拍卖市场，引全世界惊艳不已……当然，谁都知道，梵高从未到过日本，可是他将日本艺术直接等同于西方的经典艺术！因而，一次次地在笔下憧憬与想象日本，从而缔造了另一种日本。日本策展人瞄准梵高，不仅表现出梵高作品受日本文化的影响的事实，也通过梵高的画展提升与渲染了日本文化的特殊魅力，则当然是文化博弈方面的双赢。

大阪阿倍野Harukas艺术博物馆《卡拉瓦乔特展》入口处

丁宁老师还讨论了2019年奥地利与日本合作策划的旨在凸显克里姆特与日本艺术影响的特展“古斯塔夫·克里姆特：1900年的维也纳-日本”，认为也较为成功地实现了文化博弈的理想效应。虽然并非日本所有的特展都可圈可点，譬如2017-2018年的“北斋与日本主义”，就犯了过度比附的毛病，但是，不管是国立博物馆还是私人博物馆，策划跨文化交流方面的特展确实是日本策展界的一大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策展已经不再停留于如何租借名家名作，而是能调动与整合日本文化资源，反映出西方艺术与日本的内在联系，其中的不少做法足资我们深长思之。

在谈及上海近年来在国际艺术特展策划中扮演的角色时，丁宁老师认为他看到了年轻策展力量的崛起。不论是2019年明珠美术馆举办的“天才的诞生：维克多·雨果展”，还是即将和大家见面的《日出·印象》，上海的年轻策展人都有不俗的表现。

丁宁教授总结道，实现深度的文化博弈，从来都是国际艺术特展的内在诉求。我们如何在文化软实力的层面上实现自身艺术的国际推广与文化认同，通过借展顶级的艺术品提升展览的影响力，以及借助文化参照系讲好“中国故事”等，都是极具实践价值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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