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景观》

2020-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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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9日下午,在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来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苏丹教授走进上美讲堂为美院学子带来题为《社会性景观》的学术讲座。苏丹教授是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特聘专家,现任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环境设计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建筑协会室内设计分会理事长,澳门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

苏丹教授作为著名的设计师、设计教育家、当代艺术策展人,长期从事当代教育转型研究、工业遗产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他是一个多元而包容,集各学科专业大成的学者。曾任2014年APEC会议环境设计项目负责人,2015年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中国馆设计总负责人,2019年第22届米兰国际三年展中国馆总策展人。著有《迷途知返》、《中国环艺发展掠影》、《意见与建议》、《工艺美术下的设计蛋》、《闹城》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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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次讲座主题,苏丹教授从新书《闹城》聊起。《闹城》是一部图文对照的个人口述史,更是一部是关于中国的城市史和工业史。中国的城市化经历了什么?早期的工业化表现出怎样的特征?带着这些问题,通过鲜活的表象和叙述、回忆,苏丹教授将一个发生在1966年-1984年这个时空下的社区的故事描绘了出来。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一座城市、一个特殊的群落、一幅轰轰烈烈、跌宕起伏的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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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王宏剑:《佛光》  1996  160cm×180cm

右图:太原机车厂、矿机生活区鸟瞰(80年代末90年代初)


苏丹教授叙述了两段截然不同的时光记忆。这两种城市形态无论是基于景观层面还是生活方式,乃至人们对时空的感知与社会的组织形式,都呈揭出巨大反差。话题涵盖了两岁之前农村阶段的亲身体验到代表重工业制造的大型国企,苏丹教授认为,关于景观的阐述,重中之重便是社会景观。在当下的景观设计学科中,我们普遍认为理应直述景观,理应用美学语言和建筑对话。而苏丹教授指出,景观作为社会空间囊括了人的活动,人的活动与物质相融而生的构筑,才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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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楼协动,苏丹(绘)


今天我们经常会用这样的词去描绘周围:族群、社群、社区。比如对于“社区”这样的概念,如今变成了居住区的概念。然而“社区”有实体的,也有虚拟的,它是具有空间特征的社区网络,这一空间属性不能省略。它作为一个社会网络形成一种关系,当我们在谈论“社区”时,是指建立在某一种关系之上的空间聚落。

“社区”一词源于拉丁语,意思是共同的东西和亲密的伙伴关系。20世纪3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在翻译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著作《Community and Society》时,从英文单词“Community”翻译过来的,后来被许多学者引用,并逐渐的流传下来。“社区”一词最初是由德国的社会学家滕尼斯应用到社会学的研究中的。近些年,我国的很多社会学家开始对“社区”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且对“社区”的理解和认识诸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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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人节并不是一个节日(festival),而是一个社群(community)。它更是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世界。


社区和社会,苏丹教授认为这是对乡村社会和工业化社会的描述。工业化的社会是复合的,它超越了早期的世俗、部落、血缘的关系,形成了一种更加丰富多样的叠加关系,各种不同的族群聚集在一起,这就是城市里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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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作坊


苏丹教授以“家作坊”为例,“家作坊”由何颖雅于2008年发起并建立,一个结合了“门店”与“居家”双重功能的艺术空间。通过多元交织的小型活动、介入及记录,艺术家、设计师和思想者曾相聚于此,在“家作坊”这个开放平台上质疑现存的经济艺术产物。日常生活、工作及共同生活,成为了微观政治可能性及共同工作的探索。苏丹教授解释道,外在维度,它意在探讨“家”(私人空间)与“门店”(公共空间)之间的流动性转换及可能的对话关系;而内在维度,空间内部可以是一种具有多种可能的、自治的生产场所。

由于人们在不同时代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需要政治所发挥作用的侧重点和着力点不同,再加上不同历史观的影响,所以在解释政治概念时所强调的内容也就不同,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各样关于“什么是政治”的回答,形成了众多的关于政治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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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墨边境墙

United States-Mexico Border


关于景观和政治的关系,从政治干预景观的角度来说,通过景观手段表达政治意图,从而对社会造成影响和反映,强调集体性、集权性,显示的是集体的力量。而景观形态也能反映自然价值观,但更加强调个体价值,凸显个体的自然呈现,同样也是对社会的表达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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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墨西哥西北部的特卡特,一名儿童无视美国边防部队,看着隔离墨西哥与美国的金属栅栏。它是由法国艺术家JR制作的巨型艺术作品“ Kikito”。

2017年,JR在美墨边境墙两边组织了一次盛大的野餐。“Kikito” 和他的家人、以及数百名来自美国和墨西哥的客人一起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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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教授谈到从以上JR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艺术表达的重要性,也能看到艺术家是如何利用社会的空间,精准的让作品出现在特定的空间里。社会性并不是完全的群性,它是游离于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之间的东西。我们经常会遇到社会性和反社会性的问题,反社会性经常被人误解,被认为这是不是一种不好的倾向?其实社会性就是群性,是在一起和其他的个体建立一种关系;而反社会性就是己性,关注自己内心。每个个体的人身上都具备两种性格的掺杂和组合,这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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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宇路,从2013年起寻找地图上的空白路段,并贴上自制的“葛宇路”路牌。

“这条路的路牌挂了三年,在网上发酵了三天,拆掉只用了三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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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作为景观的主体负有怎样的责任?苏丹教授以纽约高线公园为例。纽约高线公园作为一个过去的陈旧设施,衰退以后引起了整个空间的衰退,但通过重新激活又带来了新的生机。苏丹教授认为,这种成功并不是来自单一的人群,而是来自于一种社会性的观察。通过观察社会空间的失落和过去的事物,例如铁路荒废后不再具备过去的效能,从而引发经济衰退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首先激活它的动念便是城市复兴、社会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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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高线公园High Line

设计团队:景观设计师  James Corner

建筑师  Diller Scofidio + Renfro

植物专家  Piet Oudolf


苏丹教授认为,景观的社会属性或者说社会性的景观远高于视觉麻痹的作品。视觉上的呈现是空间性、社会性的,根植于具体的社会。社会性景观是一个复合性的工作,除了对社会性的调查、政策的了解、公共关系方面的沟通,还包括科学的统计,而这正是真正造福于社会的一项景观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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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问答


讲座结束后,“上美讲堂”对苏丹教授进行了专访。


主持人:苏丹教授您好,请问您如何看待上美讲堂的这种教学方式?您认为美术教育在疫情之后可以有哪些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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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在疫情期间肯定是线上教学变成了主体,但我认为科学的东西应该是线上线下相结合,虽然现场讲座需要师生一起付出要多的时间和精力,但这一定是值得的。所有对内容的理解如果有空间的影响会更好,这样空间就包括人说话和表达的方式。现实中人互相打量,这样会更加促进人们之间相互理解,所以我一直觉得应该是并行的。甚至说精英的教育还是线下的更重要,利用线上往往是为了超越空间,但如果空间条件具备,还是要在现实的空间,因为人和人之间需要交流。


主持人:大数据,智能化等新技术在工业遗产保护和当代艺术设计中,会有哪些全新的应用前景?


苏丹:大数据这个问题其实我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因为并不是我所着重研究的领域,但毋庸置疑,它对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影响。简单来说,对艺术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从艺术管理的角度,提供了非常清晰的参照,不再像过去是一个孤寂的东西。数据分析让各类数据被更加精确的呈现,且事件也被明晰而条理的描述出来,在这一点上艺术管理的工作超越了空间的局限性。另外,在分析层面它会给你提供很多的依据,你在得到数据以后,这个数据的分析,甚至说这种分析已经不是人在分析了,它和计算机会给你一个理性的结果,这个结果再拿来用你的智慧、经验去诊断,将会更科学、准确,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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