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城镇化理论重构》

202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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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30日下午,南京大学罗震东教授做客上美讲堂,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的学术讲座,此次讲座的主题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城镇化理论重构”。

罗震东教授现任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南京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同时也是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第三届“青年科技奖”获得者、中国淘宝村高峰论坛第一届“淘宝村优秀研究者”。他还担任《国际城市规划》、《城市规划(英文版)》、《热带地理》等杂志的特约审稿人,也获得了许多国家级、省部级的优秀城市设计奖,在理论研究和实践领域都有诸多的建树。

罗震东教授首先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谈起,随着iphone第一代智能手机的发明,手机具有了更强大的移动终端的处理功能,我们开始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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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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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2012年,中国的手机网民超过了PC互联网网民,移动互联网对于整体人群的影响愈发广泛,移动互联网时代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2018年12月时通过手机上网的人数占比98.6%,到今年疫情期间的时已经增长到99.3%,以上数据都表明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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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震东教授认为,移动互联网时代带来最深刻影响就是有效地消除了城乡“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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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17中国农村互联网应用报告》/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项目组

基于全国31个省、市和自治区(除港、澳、台地区),共10381份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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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教授对比两组数据后指出,我国乡村PC互联网使用所占的比例依然很低,但是手机、互联网的普及率、4G的普及率高很多。而最近几年乡村的网民数量在快速增长,城乡之间的互联网普及率的曲线在趋向收敛,差距越来越小。也就是说,手机如今成为小乡村连接大世界的窗口,有效地消除了城乡之间的信息壁垒,不仅农村网民物质与精神需求得到传递和满足,固话普及率最低的西部地区,也获得了发展和赶超的机会。同时,通过图像影音载体进行乡村营销,也使得不为人知的美景,迎来了文旅发展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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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来,稻城亚丁在抖音上掀起新一轮打卡热

相关短视频累计播放量超过17亿次

同期,稻城亚丁上半年游客增长达55.6%

游客主要来源于甘孜周边和一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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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教授指出,淘宝村的数量快速增长可以说是数字城乡最为突出的新现象。2020年全国淘宝村达到5425个,淘宝镇达到1756个,并呈现出裂变式增长的趋势。“淘宝村”、“淘宝镇”的大量涌现正深刻的影响着乡村的生产、生活以及城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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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淘宝村核密度分布图


罗教授又以湖北省十堰市下营村为例,阐释了数字城乡另一个新现象——乡村治理转型。一方面,突破“原生权威”,乡村中具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对乡村发展具有执着与热爱的人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号召力;另一方面,年轻的电商能人、电商协会、电商致富的村民等成为“新乡贤”,都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乡村治理主体的活力与能力大大增强,乡村治理呈现出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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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十堰市下营村

秦巴山区深处的鄂西北山村,整个行政村约300多户,共计1000余人。

从2010年开始网上销售当地特殊资源——绿松石,迅速将线上销售额从2013年的1500万元做到2016年的7000多万元。

全村开设淘宝店、微店约500家,实现了4G网络全覆盖,百兆光纤入户……短短几年间,下营村实现了经济发展和村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


在淘宝直播的推动下,“淘宝村”高质量内容生产日益凸显,表现为乡村手工艺的复兴、乡村特色与异质性优势的凸显以及淘宝村与网红村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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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镇平县,向寨村:中国锦鲤第一村、金鱼淘宝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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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及数字乡村的诸多新现象,罗教授认为城市规划相关理论首先可以更新的就是“田园城市理论”。他指出田园城市理论是“乌托邦”式的,本质是要破解当时大城市居住环境拥挤、就业严重不足以及乡村劳动力大量流失的难题,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着“规模悖论”的困境,即集聚的规模效应与分散的环境效应无法在实体空间中实现双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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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效应与环境效应示意图


为了突破“规模悖论”,罗教授提出,可以将霍华德的“社会城市模型”与卡斯特的理论结合在一起,建立一种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兴田园城市。他进一步阐释了在双重集聚下形成四种空间,包括普通乡村、流城镇、传统意义的城镇、流乡村,并提出用移动互联网推动这四种空间升级演化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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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空间及其升级演化示意


在新兴田园城市这一新的空间类型之下,罗教授提出了再定义城镇和城镇化的命题。他认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城镇化是流空间的扩展与消退,同时也是“人的城镇化”。他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城镇化概括为了精英群体在空间集聚与分散的过程,即当他们将流空间引致特定地方空间,就开启了这一地方的城镇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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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教授认为,未来城乡空间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再结构化为自由连接的网络,资金、人才、技术等各类生产要素将突破城乡区域内部行政边界的限制,把生产、分配和管理功能定位在更有利的区位,而这些都将重构传统的城镇体系结构,倒逼城乡治理体系的变革。

罗教授最后总结到,我所倡导的是一条更加多元的、宽谱系的、健康的城镇化道路,是大、中、小城市和乡村协同发展的城镇化道路。不论是旅游城市、生产城市或者任何一种城市类型,只要一个城市里面存在创造关系和网络的精英,这个城市就能持续的生存发展下去。而城镇化的本质是就流空间的扩展,是精英群体的集聚,最终决定城市生死的将不再是规模,而是结构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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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问答


在讲座的提问环节,现场同学积极参与互动。


同学A:在如今的经济状况之下,乡土中国的乡土文化还会存在吗?或者和过去会有什么不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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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教授:中国的乡村文化、乡土生活还是会依然存在的。但中国非常大,地区之间又会有所差异。在北方的乡村,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宗族关系被破坏的非常厉害,所以在北方的乡村这种所谓的宗族、血缘可能会相对淡一点;但在南方,尤其像福建、广东这些地区,传统的宗族关系非常强;香港、台湾很多地区企业做的很大,但还是家族企业,就是有这样一种地方的文化和传统习惯。但互联网确实会影响经济行为,但是宗族关系依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有些地方互联网、微信等手段在加强宗族的联系,这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观察。



同学B:我们现在城乡空间重构的现象和西方曾经发生“郊区化”的是否可以对比来看呢?对于我们来说,乡村的发展是一个利好的还是会对我们城市的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阻碍的呢?


罗教授:中西方的这种发展在表现形式上有些类似,但实质上有巨大的差别。比如,美国有很多边缘城市,它分离出去之后就业的机会并没有明显的提升,它依然在原来一个经济规律里,分出去的只是一个功能,而城市原有的功能出去之后可能会带来城市的衰落。而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如今我们的城镇化率还在增长,意味着很多的乡村人口还在流失。但这个流失的过程中,不再是单一的从乡村流到城镇,还可能从城市进到各种大中小的城市,甚至还有一部分是城市的人口会再回到城镇、去到乡村,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城镇化绝不是简单的城市在做大、乡村在缩小,城市也有可能缩小。

如果城镇的要素流还在持续集聚,它就不会衰落。但如果这个城镇的要素流是收缩的,这个收缩可能是其他很多因素引起的,不是因为乡村振兴引起的。中国现在是“移动互联网上的国家”,我们有9亿的手机网民,所以建构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城乡空间规划理论,不能再去学美国。他们是基于高速公路,我们是基于移动互联网、高铁,所以我们要重新思考理论和规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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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淘宝村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还是国外也有类似的现象呢?也请罗老师预测一下,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淘宝村今后变化的态势大概是怎么样?


罗教授:第一,淘宝村目前就在中国有。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学者说,在印度尼西亚也有一个类似淘宝的平台,它们也在那个平台上卖东西,但是他们没有形成我们这么大的规模。我相信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能比我们这个民族更勤劳,所以迄今没有在国外看到淘宝村。当然类似的平台开始在国外出现,它们的量在慢慢增长,我相信在很多亚非拉国家、发展中国家,通过这种平台去进行网络交易的现象一定会普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乡村也有机会成为淘宝村。

第二,淘宝村的空间发展趋势,基本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东部沿海一直走在发展前列,这些乡村的经济实力较强,今后这些区域也将继续发展。而中西部乡村本身非常脆弱,有很多乡村基础设施条件较差,未来发展成为淘宝村的可能性不大,但有可能通过旅游产品、自然风景、文化传统等发展起来,而这时“淘宝村”的概念可能就会发生变化,可以被界定为数字乡村,就是利用数字技术、利用数字平台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目前的淘宝村主要还是基于实体产业的生产、交易而浮现的。未来可能浮现更多提供服务的乡村,比如旅游乡村,完全是通过数字平台组织旅游活动和产品。可以预见,随着数字技术的大规模、普惠性应用,肯定会给乡村带来更大的机会,会让“淘宝村”的概念更加广泛化,转变为“数字乡村”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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