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设计对策思考 》

202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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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9日,许平教授做客上美讲堂,为美院师生带来题为《后疫情时代的设计对策思考》的学术讲座。许平教授是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计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美术家协会工业设计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常务理事,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终评专家组专家,工信部“优秀工业设计奖”终评专家,“中国设计红星奖”终评专家,北京设计学会会长。

许平教授长期从事设计历史及理论研究、设计管理、设计公共政策及设计教育研究。同时策展过文化部第一届、第二届“中国设计大展”,文化部“中国现代设计文献展”,中央美术学院“20世纪中国平面设计文献展”,北京国际设计周“合应自然——设计助力构建人类永续发展命运共同体”,北京国际设计周“设计·文化·体验展”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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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是今年全球政治的重大主题,对我们考虑任何工作、视野都有一种关联性。在2020年的1月,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全球,在武汉还是波士顿,都面临着同样一种恐怖而不安的气氛。许老师谈到,讲座题目叫“疫情之后”,其正确含义是疫情开始之后,关于疫情会往什么地方发展、什么方向发展,远远看不到结尾。

这是一个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重大事件,提出这一问题旨在当我们考虑和这个世界相对应的自身状态时,要把它与一个更大的历史框架结合起来考虑,才可能得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当下的疫情对每个同时代的人都含着极为珍贵的内涵,能否从体验中成长是因人而异的。对仍然活着的人而言,应当以疫情的名义来重新思考人类究竟应该把自己置于何种境域下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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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老师认为我们可以从事件史的角度来关注当下环境的事件。事件史是近几年历史研究中比较受到关注的一种研究方法,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引起重视,并迅速成为一种新史学研究的分支。“事件”简单而言可以称之为没有预兆性结果的事情,它不仅仅是一个被讲述的事情,而且是有一定文化意义的事情。还有一种解释认为历史的事件应该被看作是转变结构的偶发事件,事件构成了历史学者所谓“转折点”,其原因就在于它在某种程度上转变了支配人类行为的一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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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老师举例《路易十六出逃计》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用事件史的方式从一件偶发的事件中看出在大历史中容易被人们忽略掉的一些特征和内涵。还有黄仁宇先生写的《万历十五年》,以1578年这个时间为节点,把中国明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结构上的特点做了非常深入的剖析,尽管不是以某一个具体的事件为出发点,但是它以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为描写的对象,也做了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这几个案例说明,把历史事件放在一个大的历史结构里来看时,它的价值就能比较清晰的被我们认识到。同样,我们来看在2019年到2020年冬春之际突发其来的新冠疫情,它的历史意义可能也是需要长久的观察和判断才能形成完整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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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今年冬天,新冠疫情仍在全球继续,这一场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彻底改变了世界正常的运行节奏,到现在为止将近5000万人被感染,将近超过124万人的死亡,全世界无数的城乡中断了正常的生活,世界至今都没有找到重启经济的“回天之力”,这一突发性的事变形成了一个难得的世界史观察的窗口。有很多著名学者都从历史的角度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观点,比如基辛格就认为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的秩序。《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提出了他自己独特的判断,他说“人类需要做出一个选择,我们是走全球团结的道路还是继续各执一方?如果我们选择不团结,不仅会延长危机,而且将来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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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老师认为,在新冠疫情之下原来的一些重大价值观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将会产生一系列的变化,或者说影响着未来全球的经济和全球合作一系列的举措。例如约翰•格雷就提出了“后自由主义”的概念,后自由主义是对原来的新自由主义政府完全放任,让市场按照自己规律运行的一种观点,同时再进行一些微妙的调整。到目前为止,西方自由经济市场在疫情中的表现受到了一些批评,这些批评提出以后可能会对西方经济发展的方向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和变化,那么国家干预方面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举措和新的步骤。“后自由主义”这一思想的提出对我们未来市场的判断、市场的选择和市场路线的设计都会有深远的影响。例如后自由主义可能会更加强调以民族主义、以国家为主题的市场培育,而对全球化的趋势可能会形成一些不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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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老师进一步谈到本次疫情中一些学者“去全球化”的观点。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程度,但全球化可能会导致一些国家失去自身经济独立发展的机会。现在包括欧盟和英国的关系、包括法国和美国经济之间的关系,都有这样一些微妙的变更。原来人们希望通过全球化来扩大经济资本的全球控制,但现在看起来全球化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反而是使得后发展的国家争取到了一些全球发展的机会。所以现在各国在疫情之后可能要对全球化的姿态做一些改变,更加强调每个国家在自己的国境之内去做好自己的事情。

另一方面,原有的生活方式也会在疫情之后发生改变。现在为止西方经济所走的高消费路线,所谓奢侈化品牌的消费所带来的后续影响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人们可能需要重新回到一种真实的、日常的生活轨道上,才能够维持全球经济的正常发展。所以从上述西方学者提出的“后自由主义”、“去全球化”、“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这样一些新的理论,可以看出疫情到来之后对西方原有经济发展的观念提出了很严重的拷问。这里面包含了非常重要的一些经济转折的潜在方向,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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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老师最后总结道,COVID-19(新冠病毒)这一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到世界各国的反疫、抗疫的应对,为我们提供了内涵丰富的思考,处处显示了疫情与设计存在之间种种专业性或社会性的关联。今天人们所面临的境遇正是当初不顾及后果的经济发展与资源掠取导致的,这不可能不引起设计的反思。所以今天的世界有必要重新审视设计的责任和未来,甚至由此重启一个新的设计时代。


精彩问答


在讲座的互动环节,现场同学提出了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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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A:许老师好,我是2020级的一名新生。我们梳理的是事件发生之后,时间轴之后的应对措施,我个人想提的是在“之后”所对应的“之前”,就预防的视角。科学研究进入应用设计时是否应该建立一个全面的、系统的伦理学体系的必要性?或者说中国在这方面是否有这样一些动作或者说策略?


许平:这个问题提的很好,确实是提出了现实中存在的一个问题。现在大部分举措是事后防治,有没有可能形成事先预防这样一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理论认识或者提出预防措施。

我觉得技术方面相对而言是有可能达到的,但是在思想方面、观念方面,因为有很多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通常我们是缺乏足够的预见意识,缺乏足够的预见性,这一点恰恰是我们现在最需要去注重的,对于当下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所开发的文明社会,它可能会预留下一些什么样的隐患或者不足?在这方面的反思其实是不够的。所以设计的思想、设计观念的研究,一方面是对可能性技术的开发和补充,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对设计可能产生的结果,可能导致的未来去做一些预设、预判,这一点是当前我们要进行的准备。

所以现在谈的比较多的比如说设计伦理的问题,一方面是我们把技术发展的可能性放到一个非常强大的地步,但是对技术可能导致的一些社会问题,可能发生的一些伦理冲突,我们没有足够的应对意识来把它做一些处理,然后做一些预设,这些都有可能在未来带来新的问题,像这我觉得是在设计的理论方面可能要注重研究的。

其实现在做的应当是很足够的,这也是目前设计伦理学、设计方法和设计未来这样的一些学科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内在动因,但应该说在这过程里面我们总是对它的可能性会看的比较多,但是对它预防的一些方面考虑的不是太多,这也许是人类的思维习惯所导致的,我们总是希望能够看到它的一些令人兴奋的东西。


同学B:许老师您好,我是20级的硕士新生。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战结束和西班牙流感后,人们由于极度悲伤和压抑出现了德国表现主义这样一种比较夸张的表现形态。像我们这次疫情过后,您觉得会对我们当前世界的设计风格有什么样的影响吗?或者说是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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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平: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回答。我们特别希望能够在这次疫情之后看到一些能代表这次疫情的作品或者设计,但现在看起来还不是特别的多,所以没办法预判会形成什么样的一种面貌,能够无愧于这个时代人们心灵所感受的那么多丰富的东西。

按理说,这种感受的丰富性是不亚于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一次灾难,应当说有很多深刻的记忆留在人们的心里面。但也许是太贴近了一点,和武汉的朋友在一块聊的时候会发现大家有意无意的回避这段时间,不愿意把这段的话题展开。这是不是中国人对待伤痛记忆的一种处理方式,还是另有原因?还是需要时间?这我们只有等待历史发展再来看。

设计方面的这些动向倒是比较多,现在设计的这些动向主要是技术性取向占了大多数,对于新的价值点的开发,我觉得目前能看到的尝试还是不够。如今在社会心理的救援、干预方面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包括我刚才提到为什么武汉的朋友对这个时期的心理会有一种回避?其实某种情况下是有一种压抑感在里面的,这时候他们的心态是不是需要有更多的关注、更多的一些介入,这方面其实是包含着一些问题的,但我们这方面的研究好像不够,我们需要更多的、更具体的、更加多样化的一种设计干预,能够慢慢解开这个问题,也慢慢地回答你刚才提的问题,这可能还有待于时间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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