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晚年所选择的，

是真诚的、不掩饰自己生命的精神体验。

2021年10月18日下午两点，中国艺术评论领域的著名艺术评论家、教育家水天中教授作为“上美讲堂”首位录播授课的专家，为上美学子带来题为《绘画风格与生命际遇——沙耆与石鲁的艺术历程》的视频讲座。

水天中，上海美术学院特聘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美术系主任，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报》《美术史论》季刊主编，以及多个美术学院的特聘教授等职。水天中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及美术批评，曾出版《中国现代绘画论评》《20世纪中国著名画家踪影》《中国现代艺术品评丛书》《穿越四季》等著作，曾主持和参与评审中国油画年展、美术批评家年度提名展、中国山水画和油画风景展等展览，对美术史以及美术批评有着独到的理解。

左图：沙耆 1914-2005

右图：石鲁 1919-1982

沙耆，南方画家，曾经在上海活动；石鲁，西北画家，长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本次讲座便是通过他们的人生遭遇，来考察一位画家的个人风格是如何演变的。

布封认为风格就是人,但除了艺术家个人内在条件之外，还反映着外部生存环境对他艺术想象和行为的影响。社会现实与画家个人的生命际遇,是艺术家风格形成与演化的根源。两位画家在生命际遇方面有着共同特点，就是两人都在遭遇到个人的、家庭的和社会时代的挫折后引起了精神分裂。虽然精神分裂不是他们生命里的全部，更不是他们艺术的全部，但对他们的艺术产生了非常深刻的、无可挽回的影响。

青年时期的沙耆

沙耆原名沙引年，1914年出生于浙江鄞县沙村。1920年入上海昌明艺专学画，1932年入上海美专，1933年6月，因参加反帝抗日宣传活动被捕，经家人交保后出狱，入杭州艺专学习。他在1934年经其族兄沙孟海介绍，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拜见徐悲鸿，1937年，经徐悲鸿推介，沙耆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皇家美术学院学习。1939年以优秀成绩毕业，毕业后继续在布鲁塞尔从事艺术创作。

沙耆作品

沙耆在比利时居留时期，现代主义画家在布鲁塞尔十分活跃，他接触并了解了前述诸人的艺术观念与绘画作品。虽然他作为巴斯蒂昂的学生，没有离开写实主义。但从他四十年代的几件作品中可以感觉到，沙耆比在他之前留欧的中国学生如吕斯百、吴作人、李瑞年等人，更加理解和靠近现代艺术。

沙耆作品

虽然沙耆在艺术上学有所成，但他在比利时并不像我们某些报刊文章里渲染得那样显赫，他在布鲁塞尔郊区的一所小屋里过着孤独的生活，而且出现过精神疾患的征兆。1942年8月2日，比利时沙布隆圣母院教堂的神父发现一个亚洲人在圣台上寻找着什么。神父问他：“你找什么？”这人神情恍惚两眼发直地说：“寻找我的上帝”。神父觉得不对劲，叫来了警察，警察将这人送往精神病院。这个人就是沙耆。

1946年10月，沙耆带着他的大批作品回国，徐悲鸿聘任沙耆为北平国立艺专的教授。但沙耆未能应聘北上。他滞留在他的故乡，他无法适应预料之外的家庭变故——老父病故，妻儿不知去向。这给沙耆无法承受的打击，他本来就不健全的精神完全崩溃了。从此成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周围的人们称他“疯子”，没有人把他当艺术家对待，他与艺术界失去了一切联系。

沙耆归国后的作品

这一时期的沙耆，已经成为邦国沦丧，无家可归的游子。战争结束后从欧洲归来，等待他的是妻离子散的场面。此后，一直在浙江乡村度过有时清醒有时糊涂的时日，这些生活片段成为他刻骨铭心的伤痛，他也在此期间创造出时而深沉瑰丽，时而扑朔迷离的作品。

沙耆归国患病以后的作品题材，以风景、静物和女性形象为主，这些作品有许多是写生或依据真实物象的印象所作，也有一些是在现成的图片以及他的记忆基础上的发挥。

从具体作品看，有一些显然是在逻辑思维完全混乱的情况下画的。而另外一些画则显得相当理智和清醒。从他患病以后的整体创作状态看，精神失常并未使他画出那种神秘、诡异、奇幻的，心理学家所谓的“精神分裂症艺术”。从他留欧时期的作品与他晚期作品的比较中可以发现，早年养成的有关绘画的一些基本规则和技法特色，如构图、色彩、笔触、人体结构等等，不但存在于他清醒时完成的画里，也部分地存在于他在狂乱时完成的画里。但他的作品中最受画家和批评家赞赏的那一部分，显然是在相对清醒的精神状态下完成的。在那些画上，我们确实看到了更加明亮的色彩与突破程式化的结构。

沙耆晚年及其作品

中国留学生回国后作品经常失去水准，因此那些留学归来“第二次创业”的画家更加值得注意。在这个角度上看，沙耆是闪烁着独特光彩的画家，他可以与吴大羽、董希文、吴冠中等人并列而无愧。他在患病以后创作的许多绘画，其艺术力量绝对不在“身心健康”的同行的绘画之下。就他本人的感情世界来说，他的特殊处境似乎免除了常人无法摆脱的心理上的焦虑和极度抑制，而接近庄子所说的“坐忘”、“忘知”境界，即淡忘世俗的礼、法、利、害而接近精神的自由。

石鲁

石鲁是一个内心充满了矛盾的艺术家。他似乎追求着不属于一种文化系统的艺术，也似乎追求着不属于一种价值观念的生活方式。石鲁出生于四川仁寿一个有文化传统的家庭，他祖父在清四川“保路”风潮中，出任仁寿县保路同志会会长。仁寿乡民素以刁悍好斗驰名蜀中，而仁寿冯家的影响，在清末民初达到了巅峰状态。

石鲁1936年毕业于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1938年肄业于四川华西大学历史社会学系。1939年入陕西安吴堡青训班学习。1940年到延安入陕北公学院，开始以画笔为宣传工具献身革命，因仰慕石涛和鲁迅而改名石鲁。

石鲁作品

现在有许多人把石鲁想象为一个豪爽粗犷的艺术家，实际上石鲁从青年时期开始，就表现出特殊的机灵、巧妙和智慧，这些素质体现在他的各种工作和活动中。在东方艺专的时候，石鲁开始疏远传统诗文书画，转向与时代气氛较为接近的艺术。

石鲁作品

从他的一生经历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岁以前，在四川仁寿和成都的学习生活；第二阶段是20岁到30岁，在陕北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训练和革命工作；第三阶段是30岁到45岁，在西安从事绘画创作和美术组织工作；第四阶段是45岁以后，在动荡起伏的逆境中，他对个人和民族文化的命运，做了深刻的反省和思考。

贯穿于石鲁思想发展不同阶段之间的，是两种基本的“信仰”。那就是养成于前20年的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信仰，和养成于陕北十年间的对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手段改造旧中国的理想的信仰。当这两种信仰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可以互相容忍、互相阐发时，他的生活和心理状态就比较安宁，就可以以“忘我”的心态从事某种活动；当这两种信仰在某种历史环境中尖锐对立时，他就陷入剧烈的心理矛盾之中，但同时也使他的头脑中闪现出种种在平时难以想象的思想火花。

1949年以后的15年，石鲁在西安度过了尚称安定的生活。他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变化。他常常要以美术战线党员领导干部的身份做出决定，发表意见。正是在这15年中，石鲁的绘画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变，即由写实到写意，由反映生活到表现自我，由“新国画”到“文人画”的转变。

石鲁作品

1964年前后，石鲁的处境大起大落，他的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1966年以后，他是在精神病院、监管、斗争批判和潜逃中思索的。如果没有1964年以后受挫折和被疏远，石鲁不可能成为一个突破当时社会主流思想限囿的思想者，不可能成为一个超越当时流行艺术趣味的真正艺术家。而他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突破和超越，是与他对生命和人格的了悟同时完成的。

石鲁作品

天才与精神病或者神经病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不会使人厌倦的问题，因为每一个时代都出现过精神或者神经不正常的天才。有不止一个文学家和艺术家宣称每一个艺术家都是神经病患者。托马斯·曼更进一步地认为那些“过得还可以的人和平常的人”不会去从事艺术创作活动。

艺术家早期到中期再到晚期的风格变化，是艺术史家关注的问题。如果一个画家青壮年到晚年的作品一成不变，虽然难得但未免怪异。对于正常艺术家来说这是不可能的——首先是自身身体、思想能力的衰退；其次是生活环境的变迁，它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第三是他对艺术、对生命、对世界的感悟的变化。而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对艺术（从目的到形式语言）的态度必然有所变化。这就是艺术家晚年风格变迁的基本原因。一般画家进入晚年，在艺术形式语言的完美和精神表现的深刻独特两者之间，选择了后者。

左图：沙耆 1914-2005

右图：石鲁 1919-1982

讲座最后，水天中教授围绕两位画家的风格转变进行了总结。人们对艺术作品的理解各不相同，对艺术家早期到晚期作品的评价认知，也有不同的出发点和结论。傅雷就是基本否定艺术家晚期风格（他归结为怪异和简陋）的艺术史家。而对像沙耆和石鲁这样在社会环境出现巨大而且深刻变迁的时候，患了精神分裂病症的画家来说，艺术的风格变异更加突兀，而又与社会环境息息相通，这也是他们的艺术历程引起我们关注和思考的缘由。